"季节"系列是王蒙于二十世纪90年代创作的系列长篇小说，是一部具有较浓厚的政治色彩的作品。它以新中国建立之初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近三十年的历史为背景，详尽地描写了当代中国人特别是当代知识分子艰难坎坷的生活和精神历程。本文着重研究"季节"系列的基本主题、叙事方法和语言风格，对"季节"系列进行了全面、综合地评析，以期从总体上把握这部系列长篇小说的特点。　　第一章探讨"季节"系列的基本主题。"季节"系列不仅细致入微地描述了新中国建立后近三十年中社会政治的风云变幻，以及身处其中的知识分子的艰难曲折的生活和精神历程，而且将政治与人性、政治与人的生存状态紧密地结合起来进行思考。"季节"系列从爱情与政治的对立、性与政治的对立以及家庭、亲情与政治的对立等三个方面，对建国后近三十年中历次政治运动和权利运用过程中违背人性甚至是反人性的一面进行了全面的反思，详尽地描述了政治和政治运动对人们的生活和情感意识的渗透、干扰，政治对人性的压制、扭曲，以及在法制严重缺失的情形下，人性恶的一面的淋漓尽致的暴露，从而显示了王蒙对当代中国人在政治中的关系以及当代知识分子的政治存在状态的思考。　　第二章探讨"季节"系列的主要叙述方式。郭宝亮先生认为，80年代初，王蒙小说的叙述方式逐渐由"显现性"向"讲说性"转变，即小说的叙述方式不再以客观呈现为主，而是把客观呈现与作者的评述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夹叙夹议的讲说方式。"季节"系列小说也主要采用了这种叙述方式。　　其具体表现，首先是在故事的情节描写中插入了一些作者和人物的议论。它们对深化小说主题和意义的作用是不可忽略的。但是，由于"季节"系列中的议论出现得较为频繁，这使得作品稍显冗长、乏味，也使情节少了一些含蓄、蕴藉，淡化了读者阅读文本的介入感和期待感。其次，是"被叙述出来"的独自这种特殊的表现人物意识的手法的运用。"季节"系列中人物的内心独白不是作为纯客观的过程被呈现出来，而是在作者和读者的话语交流中被讲述出来，它深刻入微、淋漓尽致地展示了钱文等内心隐秘、不易察觉且稍纵即逝的思绪和意识。"季节"系列之所以能够展现王蒙与其同代人的心路历程，能够成为当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发展史，之所以能够深刻地揭示政治与人性的矛盾和对立，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得益于遍布整个"季节"系列的人物的"被叙述出来"的内心独白。第三，就是引入了作者在作品中公开露面、并对主题和内容进行提示的"元虚构"的创作技巧。元虚构的叙事方法在"季节"系列中不仅具有提示主题和内容的作用，而且还具有让读者与小说保持适度的审美距离、控制读者对故事的感受等作用。　　第三章探讨"季节"系列的语言风格。20世纪70年代末，王蒙的小说语言由封闭状态逐渐向开放状态过渡。开放式语言具有未完成性、多种可能性、不确定性、幽默戏谑等特点。"季节"四部曲即继承了80年代以来开放式语言的风格，并将其发挥到了极至。"季节"系列不仅在某些情节描写和思想内涵上，表现出对某种固定秩序、制度和规范的大胆冲击和反抗，而且运用了双声语、杂语、并置式语言等多种语言形式以及反讽、隐喻等修辞手法。这种具有"开放式"特征的小说语言体式，和小说的具有巨大时空跨度的情节描写相呼应，共同表现了王蒙"故国八千里，风云三十年"的坎坷经历以及纷杂涌动的内心感受和人生体验。　　首先，"季节"系列采用了大量的双声语。这些双声语又以仿格体和讽拟体为主。这些语言或是一语双关，或是正话反说、反话正说，从而产生了某种话外之音或言外之意，使作品带有了某些复调性。这也正是王蒙"开放式"小说语言的"未完成性、多种可能性、不确定性"等特征的具体表现。只有把握了仿格体和讽拟体的话外之音和言外之意，才能正确理解小说话语和情节的深层内涵。其次，是政治语言的大量运用。在"季节"系列的小说文本中，可以领略到上世纪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中国出现过的各种政治语言，这些语言为展现了新中国建立后近三十年来风云变幻的社会历史情状。再次，"季节"系列还运用了大量的并置式语言--繁复式并置、悖反式并置、组合式并置和混合式并置。王蒙选择这种具有超大信息量且表意丰富复杂的小说语言，是一种表述的需要，也是一种表述的必然。最后，是反讽和隐喻等修辞手法的运用。一方面，王蒙将语言反讽和主题反讽有机地融合在"季节"系列中，使文本的实际内涵与它的表面意义相互矛盾，相互排斥，相互抵消，丰富深化了文本的意义;另一方面，"季节"系列隐喻性的叙述和描写，又给展示了在日常生活政治化的年代被普遍忽视的人性的最基本的一面，隐喻、象征着背景性的社会、历史情状的风云突变，以及钱文等的命运甚至整个人类命运与生存境遇的艰难坎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