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合理性与合法性的互动为主要线索,从制度角度考察新中国外交行为的制度基础,在此基础上把握中国外交制度变迁的一般规律。本文沿着历史的线索分析外交制度产生发展的独特规律,分别从外交价值原则的确立、外交组织体制合理性的定位、外交运行机制合理性的定位以及外交制度合法性的挑战等几个层面展开分析,系统考察新中国外交制度变迁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运动。 导论部分主要是提出问题。明确界定本文涉及到的核心概念,比如外交、外交制度、合理性、合法性等。同时,对国内外学术界在中国外交制度问题上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全面的文献综述,把握学术界对该问题的研究状况,并确立了中层理论的研究路径和历史制度主义的研究方法,为随后的分析确立坚实的基础。 第一章确立了本文的一个制度过程分析的模型,从生态视野、政治坐标、隐形结构以及动力机制等方面为本论文后面的分析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分析坐标系。第二章则在回顾中国共产党早期外交制度成长的基础上,把握新中国成立之后外交价值结构转型过程中存在的内部张力,即维护国家主权和服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及中国共产党对这一矛盾做出的痛苦选择及其对外交制度的影响。第三章和第四章具体回答建国以来到70年代末中国党管外交的高度集中的计划外交体制和外事无小事运行机制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特别是剖析在此期间中国外交制度变迁陷入自我闭锁轨道的过程和成因。第五章总结了从1949年到1978年的外交制度建设,并提出了新中国外交制度的选择和建设上就面临着一个合理性的悖论:中国要想真正建立现代外交制度,就必须与西方国家从近代以来在中国获得的各种“制度化的利益”产生矛盾,由此在实践中引发了中国外交制度建设必须面对的合法性问题及其导致的严重政治后果,最终走向文革期间的外交制度破坏。从第六章到第九章,我们将考察从毛泽东时期的外交制度向邓小平时期外交制度的轨道转变,分析从毛泽东时代的外交制度是如何合乎逻辑的转换为邓小平时期的外交制度的,以及此种转换的规律及其支持条件是什么?第十章是全书的一个理论概括和逻辑梳理,解释和论证了新中国外交制度的基本模型及其范式转换,我们提出了一个“依赖政党的国家权威主义”模型,并对自我闭锁的制度变迁范式与自我强化的制度变迁范式进行了比较研究,得出了若干重要推论。在此基础上,我们分析了全球化、信息社会的发展和全球公民社会的崛起对中国外交制度范式的冲击,及其引发的中国外交制度面临的双重合法性挑战。 最后,本文得出三个结论:一是特定的历史结构决定了外交制度变迁的大致轨道,只要特定的历史结构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一个国家的外交制度成长就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