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后期,熊猫在中国边境首次被外国人发现。其一经问世,便深受各国瞩目,之后陆续有西方人来华猎捕熊猫并运送出国。20世纪30年代,逐渐形成了席卷全球的“熊猫热”。对于熊猫的“登场”,国内外的社会反应有所差异,国外各群体对于熊猫的接纳较快,国内则相对慢热。至1939年,中国政府颁布了熊猫出口的禁令。自此,熊猫的非官方外运被禁止,这为40年代中国开启“熊猫外交”提供了重要前提。40年代初,为答谢美国对中国抗战的援助,并加强两国友好关系,宋美龄与宋霭龄于1941年代表国民政府赠与美国救济中国难民委员会大熊猫一对。此次中美“熊猫外交”在两国之间引起了较大反响,并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反应。抗战胜利后,由于国内外形势急剧变化,国民政府的外交重心也发生了转移。此时国民政府的外交方针主要是寻求各大国的帮助发动内战,恢复其在全国的统治。1946年的两次“熊猫外交”便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展开。其中,熊猫“联合小姐”出访英国多系偶然,赠美熊猫则是出于对中美关系以及战后国际关系的总体考量。就社会反应而言,两次“熊猫外交”在当时的国内外都引起了广泛关注,其中国内的舆论更为突出。1946年的中英及中美“熊猫外交”虽对双方政治关系的影响不甚显著,但无疑促进了两国的民间交往,同时也成就了民国时期“熊猫外交”史上的又一段佳话。20世纪40年代,熊猫凭借其憨态可掬的样貌在俘获民众心灵的同时,也为打破现实中国家间的政治关系、军事关系等重重束缚奠定了基础。“熊猫外交”这一崭新外交模式的开启,又对后来中国的外交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熊猫外交”继续沿用,并成为中国与社会主义国家以及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友好关系的重要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