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国际联盟时期起,国际社会就开始有条约登记制度,旨在废除秘密条约的实践,确保条约的公开。2019年1月14日,联合国大会决议通过了题为加强和促进国际条约框架的草案,回顾《联合国宪章》第102条,重申登记并公布条约的重要性,并强调指出第102条施行细则应继续更新,以协助各国履行根据细则承担的义务。这一决议反应了条约的登记制度对于现代国际法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而中国作为联合国的成员国和《维也纳条约法》的缔约国,加之自身也签订过不少条约,国内却缺少相关的理论研究。因此,条约登记制度的研究无疑有着必要性。本文从条约登记制度的起源出发,梳理条约登记该制度在国际联盟时期的产生和联合国时期的发展,通过立法和实践总结出各个时期该制度的特征和存在的问题,通过对比讨论这一制度的发展。而后以该制度的实践情况为依据,分析中国在条约登记实践中的问题并提出建议。本文认为:在制度的发展过程中,第102条取消了《国际联盟盟约》中未登记条约不具有拘束力的规定,并增加了“生效”和“缔约方具有缔约能力”的要求,和现代条约法理论的发展保持了一致。在实践中,条约登记制度的宗旨扩大了。在吸纳了消除秘密条约这一宗旨的基础上,联合国时期的条约登记制度进一步发展了《联合国条约集》,帮助促进了条约国际法的传播,秘书处的实施困难由此也转变为了如何实现条约的“尽速”登记和公布。在条文的适用上,国际法院相关案例的争议点从条文是否适用于非成员国转移为了法院是否可以援用未经登记的条约。而中国的登记实践存在登记以及缔约主体不一致的遗留问题,应当通过嗣后行动加以修改。并且,联合国官方数据显示中国条约登记的实践过少,政府应当重视条约登记的效益,更加积极地登记自身缔结的条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