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劳动市场上,用人单位和劳动者这一对主体长期处于不平等地位,劳动法作为兼具公法和私法双重属性的社会法,故需要国家公权力的介入和干预,以维持劳动关系双方的平衡。虽然国家干预的行为长期以来便早已有之,但是在近些年来,学界与实务界的主流观点大都是国家应该给劳动关系“松绑”,尽可能减少对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的干预,以便于促进劳动力市场更加高效和良性地运转。然而,随着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蔓延,用人单位的“用工难”与劳动者的“就业难”这一对现象双双出现,对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稳定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消极影响,因而此时国家加大对劳动关系的干预力度便又成为了不得已而为之的手段。然而,即便当前正处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影响之下,政府仍然应该把握合理的干预尺度,找准劳动合同意思自治与国家强制的边界。作为私法社会化的产物,现代劳动法且既包含着私法当中“意思自治”的内涵,又存在着公法当中国家管制的现象。从劳动者的角度出发,国家公权力的干预更多的是基于劳动者群体的弱势地位而对其进行倾斜性保护。在资本持有者用工方的面前,劳动者是势单力孤的,若没有国家强制的干预,用人单位极有可能利用其优势地位对劳动者进行不合理的压榨,并披着“意思自治”的外衣损害劳动者的权益。而从用人单位的角度出发,在疫情的影响下,政府同样需要兼顾企业等用工方的利益。政府如果过多的对于劳动者进行倾斜保护,那么在以企业为主的用人单位本就遭遇重重困境的当下,过度的国家强制无疑会使得用工方的生存和经营变得更加步履维艰。因此,在因疫情引发大量劳动人事争议的当下,对劳动合同法内公权力的介入与意思自治进行恰当的衔接与把握显得尤为重要。国家既要鼓励和支持劳资双方进行协商自治,又要明确“自由”的界限,对于劳动合同双方的主体资格、意思表示真实性进行审查和确认,并结合社会现实因素,推动集体协商制度的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