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田国男(1875—1962)是日本民俗学的开创者。他提出了“山人”、“常民”和“一国民俗学”等民俗学观点。他的《远野物语》和《妖怪谈义》等著作是日本民俗学研究的必读书目。柳田国男认为妖怪故事与民间信仰和国民心理密切相关,妖怪研究是探究民族历史和国民性格的主要方法之一。他的妖怪思想独树一帜,影响了日本国内外的众多学者。周作人(1885—1967)深受柳田民俗学思想的影响,成为中国民俗学研究的开拓者。五四落潮时期(1922年前后),周作人在多部文化随笔中说鬼,理解了鬼与中国民俗与民间信仰的关系,加深了对中国旧时代文化现象的认知,形成了颇具自我特色的鬼怪思想认识。本文参考先行研究的说法,鉴于二人民俗学理论中“妖怪”与“鬼”的关联性,暂且将柳田的妖怪思想和周氏的鬼思想合称为“鬼怪思想”,主要探究两人在1910年代至1930年代的鬼怪思想。柳田国男热衷于谈妖怪。他把妖怪视为窥探日本民族信仰与乡土文化的工具,描写了诸多单眼单足的妖怪。从1910年开始,他通过研究日本古代风俗,发现这些妖怪是失去信仰后的神零落演化的结果。这是考察柳田妖怪思想的切入点。在早期研究中,柳田国男将山人视为妖怪的一种,并将山人研究纳入妖怪研究的范畴中。他笔下的妖怪代表——“山人”有着具体的形象,在外貌和生活习惯上又与常人相异。由此,探讨他在《远野物语》等著作中描述的山人形象将是本文研究其妖怪思想特征的着眼点。另一方面,周作人1911年从日本留学回来后热衷于谈鬼,是五四运动时期谈鬼最多的文人之一。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他对民众的鬼神信仰寄予同情,开始了富有民俗趣味的研究。周作人认为鬼怪是带有一定民族色彩的人类精神产物,通过鬼神信仰可以看到人情、习俗信仰及国民精神状态。他早期(1929年前)文章中的鬼没有具体形象,总是与思想启蒙运动有关。他对“打鬼”摇旗呐喊,以表达对封建礼教的批判。但是,周作人在1929年后所写的有关鬼的文章中却充满了民俗趣味,因为他渐渐理解了民众对鬼神的迷信现象,努力通过对鬼的书写来表达民俗想象下的人心,试图从民俗上来谈“鬼”。1934年五十自寿诗中说到“街头终日听谈鬼”,周作人开始对“鬼”充满人情关怀与审美向往。由此可见,他从批判鬼到寻找人情鬼的转变,正是他的“鬼怪”思想发生质变的过程。所以,在本文中谈论的周作人文化观里,“鬼”带有隐喻色彩,既是一种旧道德和旧思想的象征物,又是反映人情关怀的兼具时代性与民俗性的产物。柳田国男和周作人的鬼怪思想极具丰富的民俗意蕴和学术研究价值。近来国内外学者对柳田民俗学和周氏民俗学的研究越来越热,越来越深刻。研究主要集中在二人民俗学思想的时代价值及后续影响方面。但这些研究相对比较分散、缺乏一定程度的体系化。对两人鬼怪思想的比较研究尚有较大的研究空间和补苴之处。本文试图在梳理相关先行研究的基础上,以所掌握的人类学和民俗知识做理论依据,以比较分析法为主,展开对两人鬼怪思想的来源、转向及特征的比较研究。本论文由五章构成。第一章综述了相关先行研究,论述了本论文的研究目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意义、主要创新等基本情况。第二章围绕西方人类学、弗雷泽的思想及柳田民俗学展开对周氏鬼怪思想的来源研究。通过回顾井上圆了和江马务的妖怪研究、借助弗雷泽的《金枝》考察柳田国男“神零落说”来探讨柳田国男鬼怪思想的来源。研究发现,两人的理论皆受到西方人类学及弗雷泽思想的影响,且在某种程度上又处于交叉叠和的状态。具体来说,周作人吸收了弗雷泽的“文化的遗留”观念,企图消除“鬼”这种恶性因子,解放和健全中国国民的身心。而柳田注意到了日本古老的习俗与信仰之间的关联,借助弗雷泽有关杀神和进化的理论来为自己的妖怪研究提供一个合理的说明。在第三章中,主要从二人所处的时代背景和转向的各种机缘考察两人鬼怪思想的转向。身处社会转型期的柳田从无奈的农政官员转向颇有影响的民俗研究者,对妖怪的研究带有具体性和形象性的特点。周作人从一开始通过“鬼”批判旧的文化思想转向通过探讨鬼神信仰中的民俗情趣来反省民族精神及国民性,对“鬼”的研究带有时代性、抽象性和想象性的隐喻特点。在第四章中,从中国的封建礼教、民俗嗜好和平民趣味这两个方面探讨了周作人鬼怪思想的局限性、抽象性及国民性特点。从妖怪信仰与恐惧情感的关联性、妖怪与山人这两个角度探讨了柳田国男鬼怪思想的国民性、具体性和体系化的特征。最后得知,两人的鬼怪思想中都有着民族性的探讨和民间性的关照。周氏的鬼怪思想从最初的国民思想改造到关注社会底层民众的精神追求,所吸收的弗雷泽进化论和柳田国男民俗思想都给中国民俗研究中的鬼神信仰带去了启智和反思。柳田国男的妖怪思想借助山人消亡的“他者”,展开对日本国民生活的“自我”研究,为认知和探讨日本民族心理及国民信仰提供了特有的视角和方法。第五章对本论及今后的研究课题进行了论述。综上所述,两人的鬼怪思想可以开启中日民俗学比较研究的窗口,也是民俗学研究中不可忽视的一个环节。两人的思想观念不是孤立的,而是有机联系的,同时又具有各自的民族性、时代性及国民性特点。希望本文的研究能对中日两国文化学及民俗学研究具有启示意义和反观作用,能为民俗学学习者和研究者助一臂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