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选择《〈诗经〉与器乐》这一课题的目的在于:一、与自己的教学和科研方向保持一致。笔者自幼学习古筝,大学期间主修古筝,在高校从教后主讲古筝,发表的论文也多是关于古筝方面的。鉴于此,即将自己的发展方向定位于中国民族器乐研究,想在这方面有所深造和建树。《〈诗经〉与器乐》课题正与这一方向一致。二、从源头做起。笔者学过中国古代音乐史、美学史、器乐史等课程,并拜读了诸多相关的论著,但总觉得那些间接的知识不够牢固。选择《〈诗经〉与器乐》这一课题,想从源头上切入中国民族器乐研究这一领域,通过对第一手材料的搜集、梳理、审视和把握,搞点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三、力争有所开拓创新。在学习中,笔者发现许多著述在论及《诗经》与器乐的关系时,都沿袭杨荫浏之说,一种逆反心理油然而生:难道杨先生的研究已经炉火纯青了吗?带着这一问题,笔者复案其《诗经》中有“二十九种”乐器之说时,发现并不完全符合《诗经》的实际情况。继而又发现杨先生并未对《诗经》与先秦器乐的关系作深入探讨,对《诗经》中的曲式也仅是言其大概而已。于是又进一步查寻,了解到《乐经》过早地失传致使古今罕有人涉足“《诗经》与器乐”这一领域。笔者探讨这一课题,就是要力争有所发现和创新,填补学术的空白。《〈诗经〉与器乐》这一课题共计六章,或匡正、补充、推进前哲时贤的研究成果,或开生荒、独辟蹊径、填补空白,创新点颇多。具体说,其主要内容和开拓创新是:第一章,第一次系统全面地对《诗经》的音乐性进行了深入辨析,确认了《诗经》的乐谱即《乐经》,指出了牵强附会的《乐经》诸说和所谓的《乐经》佚文皆不可靠。以下各章,即是在此基础上展开的。第二章,具体全面地考察了《诗经》中的28种乐器及其分布、组合情况,匡补了杨荫浏的《诗经》中“有二十九种”乐器之说,回避了已多有研究的乐器形制诸问题,从《诗经》中乐器的分布提出了四点独特见解加以阐述。第三章,第一次系统全面地考察和论说了《诗经》中的一种乐器的演奏、两种乐器的合奏、两种以上乐器的大合奏等情况、特点及其分布。第四章,在杨荫浏、欧兰香等人探讨的基础上,根据通行的曲式分析理论和原则,结合我们民族音乐的特点,对《诗经》305篇的曲式一一予以分析,归纳、分理为一段式、再现式、主副歌式、附加式、循环式、联合式等六大类型和若干小类别,从三个较为彰显的方面阐述了其所体现的民族的和时代的特色。第五章,第一次全面系统地考察了历史典籍文献、出土文献中有关《诗经》的弦歌、笙诗、伴唱、间奏、合奏等记述,探讨了《诗经》对民族器乐发展的促进和贡献,具体、真实地展现了西周至春秋中叶我国民族器乐发展的某些状况。第六章,参照相关的研究成果,首次从实用性、娱情性、中和美诸方面对《诗经》器乐演奏的功用和审美的独特性进行了多视角、多层面的观照和探讨。探讨《〈诗经〉与器乐》这一课题的意义在于:一、本课题可填补从民族器乐学方面研究《诗经》的某些空白,深化对《诗经》的研究,确保成果有所开拓进取,富于原创性。二、本课题从民族器乐学视角切入《诗经》及先秦、两汉的典籍和文献,集中探讨《诗经》对民族器乐发展的促进和贡献,将使人们对先秦、尤其是西周至春秋中叶我国器乐发展的某些状况有较具体、全面的认识。三、本课题将有裨于“中国音乐史”和“中国民族器乐史”的深入探讨和具体撰写。本课题的研究方法是:一、朴学的方法。即立足于事实,重视第一手资料,讲究考据、训诂的方法。这是研究古代文化最基本、最重要的方法之一。笔者搜索资料,力求“竭泽而渔”,做到言必有据,严防空发议论,华而不实。二、历史和逻辑辩证统一的方法。这是写好论文的关键。笔者力求把问题放到具体的时代中去,按其自然发展状态作真实地描述,遵循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去审视、评说,运用科学的逻辑思维进行归纳、概括和推演。三、二重证据法。即“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新材料”相互印证的方法。研究先秦文化,更离不开这点。笔者在搜罗历史典籍、文献资料的同时,力求广泛地查阅考古资料,盯紧出土新材料。四、定量分析法。其着眼点在于通过精确的统计数据和图表反映事物的现状、类属和相互关系,使不确定的现象变得较为确定、明确。笔者力求运用这一方法,弄清诸多问题,以加深对《诗经》中器乐的特点、性质、作用及其影响的把握和认识。五、始终贯穿美学的方法,处处注意宏观和微观相结合,也是笔者所坚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