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基于行政法学基础原理,依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用体系建设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背景,探究新业态信用监管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困境。在以数据为基础的新业态监管过程中,信用监管的主体发生变化,既存在政府运用数据形成信用记录予以监管的基础样态,也存在平台利用数据进行业态信用评级以及行业协会借助数据建构不良名单制度的独特样态。当三方信用监管结合时,会产生较传统业态更为严密的监管效果以及合法性与实效性张力,造成对被监管者合法权益减损可能性。本文以三方主体信用监管中所涉及的权利义务剖析及其法治化规范等问题入手,试图构建此问题的理论体系和权利保障体系。新业态监管过程中“信用监管”的范畴异于传统的诚实信用法律原则,也不同于经济学领域的“信用工具”。新业态信用监管中的平台及行业协会具有公权性地位,应当纳入行政法研究范畴。信用监管中的个人信息权自由行使与公共利益保护之间存在张力。信用监管必须保障信息权不受侵犯,但同时应当建构多元主体监管体系,实现维护公共利益平衡及规制主体法治化之需要。网约车信用监管实践中,涉及政府及行业协会对平台、政府对行业协会的行政监管法律关系,加强或改变了业态原来的法律关系构造。但与此同时,基于行业协会与平台在信用监管中的公共性地位,三方主体之间形成行政合作法律关系,更多地体现在平台对用户的法律关系已经超出私法自治的民事法律关系,具有公权性的约束。基于前者对后者的相对优越性,存在可能造成行业内各方主体权利义务减损的法治困境。具体而言,包含三者信用监管规范不足、权力制约与权利保障机制不明、程序机制与信用监管运用指引亟待完善、侵权救济乏力等问题。在此基础上,结合三方主体信用监管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诘问等法治困境,提出通过遵循基本原则、完善程序机制、建构行政指导性案例制度、落实侵权责任体系、完善多元主体信用合作监管体系等对策,以优化其法治化保障机制与路径。通过上述五章的分析论证,本文核心观点体现为:信用监管本质上是一种通过对收集、处理的既往表现进行评价或记录,进而调整监管安排的监管方式。其对提升政府规制效能具有重要意义。不同主体均可予以运用。以网约车为代表的新业态发展使得收集、整理以往表现与评价更为容易,促使多元主体开始将其作为信用监管的基础,从而丰富了信用监管主体的内涵,也改变了主体间的权利义务架构。典型如网约车平台和行业协会,虽然属于私主体,但因在业态监管过程中具有准立法性、准行政性、准司法性的公共属性,其信用监管方式的运用具有公共治理成分,会对行业内各方主体原有权利义务关系造成变动,可以纳入行政法基本原理的约束范畴,产生行政法上的规制效果。具体而言,一方面要注重对政府、平台和行业协会的权力（利）制约,另一方面要利用平台和行业协会的自治空间,实现其信用监管的权利保障。此外,应考虑由政府规制迈向公共治理,探求多主体、多层次的合作治理。在法治化语境下,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厘清三者信用监管的法律关系与权力边界,以完善新业态信用合作监管法律体系,回应法治化困境,保障被监管者各项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