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以全球现代性为背景,以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城乡二元经济体制逐渐被解构、城乡两种语言文化风格的碰撞与交融、农民工子女生存物理空间的转换作为研究的基点,从语言视角、微观层面探讨城市公立学校中农民工子女由于生存物理空间转换的诱发了心理格局的重组,进而导致其自我同一性危机加剧的问题。在现代性背景下,以工具理性、逻辑和进步为特征的现代性建构起来的话语体系,构成了对变化、多样、差异、多元语言文化等的裁剪、打磨和隔离。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建构了以城市为主导的语言文化,它构成了对其它语言文化特别是对乡土语言文化的压制、打磨和吞噬。农民工子女由乡村进入到城市并且在城市间的流动,造成了他们自我成长过程程的同一性的断裂,由此导致了自我迷失、价值混乱以及意义缺失等问题。因而,本研究从语言这一视角探讨农民工子女的认同趋向,试图回答以下几个问题：语言是如何将他们建构成为飘泊的主体的?在语言共同体和家庭中农民工子女有着怎样的认同趋向?在学校的生活场域,农民工子女经历了怎样的再社会化过程?研究表明：第—,作为正在成长中的农民工子女,身体上的频繁流动带来的是心理上不断被解构、建构乃至重构,这种流动没有使农民工子女形成一个同一的、明晰的自我认同,因而加剧了农民工子女自我同一性危机。这种危机的突出表现就是不知道“我是谁?”、“我是哪里人?”、“我要成为怎样的人?”之类的自我归属问题。农民工子女的这样一种生存状态在很大程度上使他们成为飘泊在城市生活之外的孤独者。第二,从总体上来看,农民工子女更倾向于城市生活,对城市语言和文化有着较为强烈的认同。但是,城市语言文化像一堵无形的墙,将那些极力融入城市生活的农民工子女实施隐性的隔离,这种隐性隔离主要表现在主流语言‘文化以自我为中心,唯我独尊,排斥、打压、吞噬异己语言和文化。第三,通过对农民工子女在语音、词汇、语法、语篇等方面的探讨,发现农民工子女认同城市的主要途径就是要经历一个语言再社会化的过程,即不仅要经历言语社会化,更重要的是要经历语言社会化。这种再社会化对农民工子女来说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因为语言不仅仅是一种用来驾驭外物的工具,更重要的是语言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体现,构成了人存在的世界,构成了人的生命,构成了主体本身。因而语言转换的过程不仅仅足从一种工具到另一种工具的驾驭,更表征了人生活方式的转变在论文的结语部分,研究者再次从语言本体论的角度论述了“语言是人存在之居所”这一命题,同时研究者以正处于成年期的农民工子女为例,确证部分农民工子女对城市的不认同。他们在城市生活中处于飘泊状态的根源之一在于,由于他们没有纳入到城市语言文化的体系中,始终以边缘人的目光审视和打量着城市,进而导致其对自我同一性进行苦苦的追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