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策论是一个交叉学科，与数学、哲学、心理学、统计学与经济学相关，是数学家、哲学家、心理学家、统计学家与经济学家共同努力的成果。在决策论里，一个给定的决策问题的策略是可以任意表征的，并且同一个策略的对应的是同一个决策问题。如果让一个策略的重排决定相应的期望序列的重排，那么无论期望序列如何排列，选择都应该是相同的。但是，正是由于这种任意等同的选择，使得Pasadena问题成为一个悖论。由于Pasadena的期望效用值是一个交错调和级数，所以可以取任何值。对于同一组合理性假设来统一表达主观概率与效用理论的主观期望效用理论，一直以来的质疑和批评通常是以悖论的形式提出来的。如何回应Pasadena悖论，关键是如何证明主观概率和效用的公理假设本身的合理性。　　由于Bayesian决策要解决的典型认识论问题就是情况不明时使用的策略，所以笔者在Pasadena问题的背景下，分析了传统Bayesian区分的合理性与局限性。合理性在于基于整个Bayesian立场--把合理信念直接地描述为概率函数，以对先验概率的不断调整和处理方式的不同区分主观Bayesian与逻辑Bayesian。局限性在于:对Carnap的置信度的主观性的理解;对"C是逻辑的要义"的理解。　　以Pasadena悖论为线索，在它的启示下，笔者作出了决策论两种进路的划分，针对在这种传统的分析框架笔者给出的决策论的一种新的分析框架--实用主义进路与理性主义进路。其中实用主义进路的核心思想，笔者概括为主观心理状态的置信度是公开可检验的可度量量。在澄清置信度概念及分析其合理性条件之后，提出了置信度的本体论地位与认识论难题，对实用主义进路决策论的论点以及回应提出了反驳的观点。而理性主义进路的决策论，其核心思想，笔者概括为相对客观的置信度是人在特定的认知情况下对不确定命题的概率判断，并论证在消除先验概率的选取的任意性上，最大熵原理比"向真收敛(Convergence to Certainty)"和"意见吸收合并（Merger-of-Opinion）"定理具有更有力的客观性与合理性。因此，结合两种进路对置信度的看法，笔者的观点是:沿着理性主义的进路，区分频率概率与置信度，明确置信度的相对客观性，保留实用主义进路对置信度作出的约束--概率论公理与条件化原则，先验概率的获取上运用最大熵原理。　　本文运用两种不同进路的分析框架分析了决策论的核心概念--置信度。要论证这种分析框架的合理性，笔者采用的方法根据决策论的基础预设以及基本问题，从哲学史追寻决策论两种进路的历史渊源。首先是论述实用主义的思想渊源及其在经验主义中的位置，得出的结论是明确地把实用主义放到西方经验主义传统中，表明实用主义是经验主义的现代版本。其次是围绕着知识如何获取和展开，探讨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的根本性分歧。再次，笔者给出决策论的实用主义进路与理性主义进路和两种哲学传统的联系:通过对比认识论上两种立场在处理普遍必然知识与信念的分歧，总结出实际上理性主义者一般并不否认经验是知识的一个来源，也不认为经验知识一概靠不住;正如决策论的理性主义进路并不否认归纳的力量，并且要建立一个与演绎公理系统平行的归纳语义系统，经验主义者一般也都承认理性知识比经验知识更可靠，承认在一定范围内理性演绎的必然性。　　由于决策论与科学哲学确证理论都是对归纳问题的回应，通过两者的对比分析，笔者认为决策论的理论模型融合了传统科学哲学的确证理论与历史主义的社会历史因素，使科学知识与理论选择的客观性得到辩护，令社会历史因素作用到理论的选择中，从而使得科学共同体与科学家个人在标准的选择中保持一定的张力。并且从决策论的观点来看，一个确证问题是一个决策问题，根据描述决策问题的三个要素:自然状态、后果和策略，以及决策过程的逻辑顺序，科学哲学的确证理论与决策论有这样的对应关系:科学哲学确证理论里面的假说，证据现象，假说的选择以及理论选择的标准，分别可以对应到决策论的自然状态，后果，策略以及决策准则。自然状态发生的概率对应的是假说成立的概率，后果的效用是支持假说的现象或者不支持假说的现象，策略的效用可以通过后果的效用表示，即先估计某个假说成立的概率，然后预见现象的出现，通过选择理论的一系列标准，最后选择某种假说。　　以Pasadena悖论为切入点，笔者作出了决策论两种进路的划分。在解决Pasadena悖论的问题上，期望效用的公理没有合适的解。因此，笔者建议建立一套与期望效用公理系统平行的公理系统。这套公理不仅直观上具有说服力，而且与期望效用公理一样具有普遍性。同时，这套公理不与期望效用公理冲突，当无法运用期望效用公理时，可以通过这套公理获得问题的解，因此，Pasadena问题给的启示不仅在于对决策论的理论假设与基本概念进行反思，还使得产生了建立一套平行于期望效用公理的公理系统的意愿，并为之付诸实践。　　从苏格拉底开始，道德哲学家致力于寻求合乎道德的行为是理性的行为，也就是说，一个人最大的利益就是合乎道德。政治哲学家同样认为，理性主体将造就一个正义的社会。然而，直到现代决策论的建立，并提供了关于合理性的精确模型与社会选择的确切准则后，才对人类的决策行为以及决策论有了深刻的认识。如今，利用数学的精确性，使得传统伦理学与社会科学哲学的争论有了现代的版本。决策论的一些方法对旧有的伦理和道德问题也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例如科学哲学家将决策论的技术性成果运用在理性理论选择，假说的可接受性，以及归纳方法等问题上。不仅如此，现代哲学也借鉴统计学家关于决策论与Bayesianism两者结合的观点，处理如何在假说中选择，以及在面对一个统计实验的结果时，如何确定最好的行动;这些都有赖于决策论自身的发展与哲学等其他学科的相互促进。因此，研究决策论的意义不仅对其本身哲学问题的认识，并且对发展传统的哲学论题也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