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刘知几和清代的章学诚均为中国古代的史学理论大家。他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提出的史学思想，分别代表了当时中国史学理论发展的最高水平。《史通》和《文史通义》这两部伟大的史学理论著作集中体现了刘、章的史学思想。新中国成立以来，对刘知几及《史通》和章学诚及《文史通义》的研究，随着中国史学研究的展开而逐步深入。继续深入探索和研究刘、章的史学思想，对当今史学理论的研究和实践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本文主要以《史通》和《文史通义》为依据，力图从历史观、历史编纂学思想以及史家修养论等三个方面对刘知几和章学诚的史学思想进行分析比较，以期深入揭示章学诚对刘知几史学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其正文内容具体如下:　　第一部分:历史观之比较　　该部分论述了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部分论述了刘知几深信天是有意志的，它可以降落人间以灾祥的预兆，因此刘知几是唯心主义和有神论者。而章学诚则提出了“道不离器，犹影不离形”的光辉命题，反映了章学诚存在决定意识的唯物观点。章学诚有关人类社会起源和发展的论述也体现了他的唯物主义观点。第二部分指出刘知几否认了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主张历史是少数英雄人物创造的。章学诚则针对这种论调提出了完全相反的看法，他认为群众才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无论是帝王将相，还是英雄豪杰，都不能以主观意志创造历史，改变制度。第三部分探讨了刘知几和章学诚对历史运动的根本看法。刘知几认为历史是变化的，但他对古今的看法是今不如昔，章学诚则自觉从“势”的角度考察社会历史发展趋势及演变法则。他依据历史进化论的观点则认为事物的变化、学术的发展，总是后者超过前者，这是历史发展的趋势。　　第二部分:史学编纂思想之比较　　文中对这一问题的论述从四个方面进行。一是关于史料范围的扩大。刘知几把《尚书》和《春秋》两部儒家经典入于史部。章学诚则在刘知几认识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六经皆史”。不仅提高了史学的学术地位，而且扩大了历史研究和史料收集的范围，因而有现代广义历史学的意味。二是关于史籍的划分。刘知几侧重于史书形式和内容的把握，“六家二体”是刘知几对古代史籍的划分。而章学诚则明确提出按史籍的性质和作用不同区分为“撰述”和“记注”两大类。这不仅体现了章学诚总结和思考史学的理论高度，同时也道出了两人在史学上的异趣。三是关于史体评论的原则。刘知几对史体评论的“求名责实”法往往缺乏应有的变通和创新精神，而章学诚“史不拘例”的评论方法更有利于正确处理好内容和形式的关系，更有利于史学的发展。四是关于史体创新的设想。刘知几就史书的编纂问题提出了不少建议，对后世史学的创新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章学诚既批判地继承和完善了刘知几的主张，又卓而不群地提出了自己独到见解。　　第三部分:史家修养论之比较　　该部分从两个方面进行论述。第一，在中国史学史上，唐代刘知几首次系统提出了历史学家应兼备才、学、识三项条件，是中国封建史学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比较明确系统的把史家的个人修养提到了理论高度。而清代章学诚则以其具体而深刻的论述，充实和发展了刘氏的“史才三长”论。第二，刘知几的“直笔”论是在汲取了我国古代优良史家传统的基础上形成的，章学诚所提出的“史德”论在内容或精神上都大大超出了“直笔”论的范围，可以说，中国封建史学理论，只有到了章学诚时代才真正完备起来。但“直笔”论和“史德”论都没有摆脱名教的束缚。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刘知几的史学思想对章学诚的影响极大，而章学诚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刘知几的史学理论，这是历史发展之必然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