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产要素全球流动日益加速的经济全球化时空境遇下,生态危机已经成为跨越国家、民族和超越意识形态的世界性“显问题”。针对生态危机根源的探讨,愈来愈引起国内外学界的关注。其中,当下生态马克思主义领域最为活跃的旗舰人物之一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秉持的是“资本逻辑根源论”,也即他认为站在全球视野上考量,镶嵌着逐利最大化内核的资本逻辑,构成了生态危机的经济根源。对于他这一鲜明的论断,国内外学界有着诸多论争,赞同者有之,质疑者也不在少数。诚然,学界的不同声音,往往又能成为我们继续研究和深化认知的新起点。众所周知,资本批判是马克思本人终其一生最主要的理论工作。因而,把评价福斯特资本逻辑的生态批判思想,置放到马克思资本批判的视域下来展开,无疑是有着深刻意义的。马克思在资本批判中透射出深邃的生态洞见,尽管生态批判不可能成为他本人及其所处时代的中心任务。马克思对资本的功用和增殖“两大法则”、生产和消费“两种强制逻辑”、客观的“一种社会权力”等展开了富有历史洞察力的深邃生态批判。福斯特被视作一位重要的马克思“追随者”。他作为发掘并重构马克思生态思想的一位重要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因其坚定的社会主义情怀和秉持着对资本逻辑的激烈生态批判精神,在学界展露出越来越大的影响力。他对资本逻辑秉持四重生态批判。其一,自然资本化是资本增殖逻辑无限性的“生态神话”,在资本逻辑的宰制下,自然资本化是一种“经济简化论”、商品拜物教的流变形态、致使社会-自然新陈代谢的断裂;其二,“杰文斯悖论”归来表征出资本逻辑宰制下技术的“生态幻象”,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所推崇的技术观仍是契合资本增殖原则的经济理性,但却悖逆生态理性;其三,随着“罗德戴尔悖论”的回归,作为最大公共财富的自然生态势必遭遇着挤压,因为私人财富的增加往往意味着公共财富的减少,制造自然生态的稀缺性来契合资本的增殖逻辑,成为增加私人财富的惯用手段,最终的结果是使用价值从属于交换价值;其四,生态帝国主义肆虐全球,本质上反映出资本增殖逻辑空间化的生态政治霸权,在掠夺资源和转嫁污染中追求资本积累的最优化。以马克思资本批判的生态维度,来检视福斯特资本逻辑的生态批判思想,后者既有理论贡献,也含理论局限。理论贡献包括:围绕资本逻辑挖掘并丰富《资本论》中的新陈代谢理论、挖掘劳动价值论的生态蕴含即对不区分“财富”和“价值”的批判、阐发“踏轮磨房”资本积累批判的生态意蕴即对马克思资本增殖原则批判的拓展、主张社会正义运动与生态革命相结合即摆脱资本宰制走向“普遍自由”;理论局限包括:遮蔽马克思资本历史作用的二重性而过度锁定资本的生态破坏性、含混马克思资本逻辑的空间化而过度地把矛头对准资本主义国家、模糊马克思摆脱资本宰制的路径而过度地关注生态革命。在资本逻辑的生态批判问题上,“以马克思检视福斯特”,提炼出后者的理论贡献和理论局限,不但有助于增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信、规避非批判性“以西解马”,而且对提升马克思思想自身包容性和时代性也颇有裨益。本着“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理念,把握福斯特资本逻辑的生态批判思想,对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仍蕴含着借鉴意义。这种借鉴,既有理论层面上的意义,也有实践层面的意义。需要指出的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对福斯特资本逻辑的生态批判思想,也同样存在着丰富和充实。倡导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中国经验”,主要包括适度发展自然资本而非不分阶段地盲目消灭资本、重视“五位一体”总布局的协调性而非过度地依靠生态建设手段、主张生态环境与生产力统筹论而非生态环境至上论。厘清这一点,有助于规避在研究包括福斯特生态批判思想在内的西方理论过程中之简单化“以西解中”倾向,进一步增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个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