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有多个族群共同生活在中国这片广袤的大地上,“多元一体”是这些族群历经千百年逐步演进形成的民族格局的特征。在由儒家文化构建的“天下”中,这些不同文化传统、心理特征的族群在“华夏一四夷"的传统秩序模式下相斥相容。清末民初,由儒家伦理价值体系构建的文化主义“天下”在西方“一民族一国家”的民族主义思潮冲击下逐步解体。儒家文明不再是各族群的精神高地,“大一统”与“正统”观念形成的文化向心力瞬间消失,在新的民族国家中如何构建“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是中国人在近代面临的最紧迫问题之一。少数民族教科书作为重建“认同”的工具应运而生。从晚清到民国,直至新中国的中央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管理政策以促进民族教科书文化整合与政治整合功能的释放。有些政策不仅令少数民族开蒙智识,也起到了良好的整合作用,而有些却事与愿违,撕裂原本就存在隔膜的民族关系。究竟政府要制定怎样的管理政策才能让民族教科书,这样微小的却型塑中华民族成员与现代国家公民的读本发挥最佳效用是本研究要解决的问题。“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本研究抛却族群整合、国家建构等宏大叙事,通过查阅大量尘封己久的文献、书籍等资料,并对搜集整理的清末至新中国800本左右的民族教科书实物进行研究比对,细致梳理了少数民族教科书政策百年的发展历史。本研究的论证以历史为纵轴,以公共政策分析(政府为什么这么做、政府做了什么、政府这么做产生了什么影响)为横轴搭建了研究过程的框架。在具体的研究中以民族学、教育学的视角考察了在一定的社会政治、文化、教育背景下,不同政府制订民族教科书政策的目标、过程及内容,重点对教科书的编审政策、印行政策、经费支持政策进行了分析,总结了各个时期民族教科书政策的特点,并对其政治整合及文化整合的功能影响进行了评价。在基于少数民族教科书政策百年发展历史过程及教科书实物研究的实然基础上,从现代公共政策理论及教科书理论研究的应然性角度,本研究认为；第一,在政策目标上,百年民族教科书政策继承了古代文教政策的认同整合思想,以建构政体一统和共同文化为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的目标；百年民族教科书见证了少数民族教育从传统教育到现代教育的转型,奠定了民族教育现代化的物质基础,并以此为目标进行文化整合。它以政策本体和教科书文本两种方式建构和重构了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巩固了中华民族的族群认同,各民族同胞在民族教科书中从态度、行为和经历三个方面重构了关于中华民族的历史；它以形成国家认同为目标进行政治整合,通过建立编审、印行、经费制度回应少数民族文化权利诉求,以公共政策进行教科书利益的分配,奠定少数民族对国家认同与忠诚的基础。第二,在政策过程中,百年民族教科书政策具有非连续性的特征。政策制定者的主观价值取向存在“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两种倾向,并且由于两种倾向在不同历史时期各自占据主要地位,造成了民族教科书政策过程的断裂,从而客观上影响了民族教科书功能的发挥。其次,政策生长的客观环境,尤其是国内外政治环境的压力左右了民族教科书政策中的利益分配,当国家面临外部侵略势力的挤压、内部分裂势力的威胁而压力骤增时,中央政府强化统治权威的倾向使民族教科书的“专门化”发展路径严重萎缩。而当政局稳定,内外部环境宽松时,国家制定民族教科书政策时则更能站在公平、正义的角度进行族群文化利益的分配。因此,在多元一体的民族格局下,应以“和而不同”为主观价值取向建构中华共同文化,使各民族文化平等绽放各自风采；政策的决策主体要从有利于中华民族长远发展的角度对外部压力做出反应,协调民族教科书政策中的利益分配。第三,在政策的结构与内容上,经过百年的发展历程,民族教科书在编审、出版、发行各个环节中形成了稳定的政策结构,积累了丰富的政策经验。但同时也存在忽略少数民族文化多样性与特殊性所造成的编写“单一化”、审定“复制化”的问题。因此,国家需要以少数民族文化的实际特点为基础,建立多样化的教科书自编审定制度,以政策引导出品高质量的民族教科书。其次,政府要注意审时度势的对民族教科书“专门化”和“普通化"政策倾向予以调整,以免影响族群的自然整合；最后,政府要在经费政策与印行政策上予以专项支持,以提高教科书政策政治整合功能的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