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均”是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重要的经济思想。在此理念引导下,加尔布雷斯诠释了其所涵摄的经济学意义。加尔布雷斯“均”的理论并不纯粹,其遭遇了伦理学基本问题。在道德与利益的维度上,“均”的核心意义——利益均衡——在道德哲学上展现的实质意义在于:道德的价值致力于满足穷人的利益期待,即道德的外部效应最先贴近于穷人的利益要求。　　 加尔布雷斯肯定社会达尔文主义所倡言的人的利益关系、利益行为、利益动机、利益目标等都脱离了道德因素的制约。其精义是对富与德关系的反思,这构成了“加尔布雷斯问题”的核心。它的道德哲学意义是:利益格局中“道德理由”的介入推动了人们从道德“机械性”遵从阶段积极地过渡到道德“习惯性”遵从阶段,个人的经济目标接受道德原则的规约不单是因为社会公认其正确,更是基于人们了解道德原则正确的真实内涵和现实依据。反贫困均衡现实地承担了富与德之和谐关系的作用力:为建构合理的经济利益关系提供了一种保证原则。其包容的道德责任之重心在于:在经济系统的社会价值定向上担负起化解持久性不平等的义务。反贫困思想所体现出的对基本经济利益的合理辩护折射出人们在利益关系中所追求的道德理想,标示着道德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的定向作用:为社会确立道德框架以提高人们经济偏好行为中的价值层次问题,以实现经济利益均衡的价值目标。权力在加尔布雷斯“均”的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加尔布雷斯对权力利己性的否定和对权力公正性的肯定强化了市场逻辑的道德原则之内部关系的一致,避免了功能分化的倾向;且使企业道德原则不囿于个体化原理的支配。在道德哲学上,权力的公正性意味着人们不允许道德在经济利益关系中自恃独断,而是恢复经济生活中的民主因素,即人们“抬举”道德之时并不肯定经济利益关系中既存的道德样板是人们唯一的选择。“技术结构阶层”通过权力对利益关系的调整是建设性的,其利益动机所涵摄的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之关系真实地反映了加尔布雷斯的利益均衡的经济价值观。这种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之关系从道德哲学上说,它不是基于伪善来设定相适用的道德原则,而是基于内涵“纯净”的道德原则来协调相应的利益关系。同时,加尔布雷斯从权力分配的分析着手,指出二元经济结构(计划与市场)两个部分的权力是不平衡的,他主张在权力均等化基础上推行收入均等化措施。这种收入均等化思想映衬出每个人都拥有公平竞争的机会,且要避免对既定的评价规则过于专注,权威与责难是协调竞争关系的基本策略,在此基础上,以执着、包容、坚强而不是投机、嫉妒、脆弱的价值理念构建具有可比性的社会评价体系来看待竞争的公平性。不容忽视,竞争的公正性在于解蔽经济技术的负面价值,以符合人们意愿的方式实现经济的现代化,保持平衡的连续性。但收入均等化受到“经济美德”之限制,旨在实现理想的分配效果,其所涵摄的诚实劳动之责任存在着两个原则,一是在劳动权利上突显了“个人本位”的伦理精神和“社会本位”的伦理精神之和解,二是以经济效率为前题所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念是诚实劳动之责任的基础。还有,加尔布雷斯强调“信念的解放”,这是对均衡发展的有力支援。主要关涉两个维度:公司在利益目标上强调“稳定”和“增长”推动了经济利益关系的良性发展,展现为一种可持续发展的责任,其有两个理论内核,(1)避免实用主义价值误区,以批判的忠实的自我义务为基础构建增长方式的合理性;(2)公司追求成功的战略行为依赖于公司主要目标所形成的价值判断,但不同于自利式策略性行为。就当下而言,公司所担负的可持续发展之责任是道德博奕的现实表征,体现了经济主体(公司)在利益关系上休戚与共、实现共赢的道德觉悟;“解放”的经济政策在于扭转经济政策长期适应于计划系统的趋势,事实上它使“均”的建构成熟化。在价值判断上,展现出个人的经济自由权利与社会正义责任的兼容。其隐含着两个特别规定:(1)为“脱疆了的”经济政策融入社会保障伦理的意义,且纳入到富有人性、合法、权责相当的经济框架条件中;(2)把女性的人身自由从商品化的仆役性劳动中解放出来,恢复女性对自己的最高的自主权(人的尊严、价值等)的支配。可以说,它揭示了基于现代经济特征所引发的人们对道德概念的反思,重新检讨传统经济模式下偏狭的道德概念,表达出建构一种与现代经济发展、现代经济利益关系相适应的道德概念的要求;它是建基于社会道德精神资源之上的现实运动,而不再是道德与经济事实之间的形而上学的思辨。　　 加尔布雷斯断言人人都该富有,这是人的生活权利在经济关系中的确立,其合理性对建构均衡的经济利益关系无疑是一种支持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