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项科学研究取得的新成果通常是建立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的,它体现着科学技术的继承和发展,一切科学学科领域的学术研究,都是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之上进行,都在已有成果的影响之下进行,高等教育研究也不例外。论文或著作的参考文献叙录,记录着可知的与可确认的研究者阅读经历,指示着可知的与可确认的研究者学术渊源,因此,考察高等教育类期刊所发论文的参考文献叙录,统计人物、作品和思想的被引用频率,淘选引用频率最高的人物、作品和思想,可以呈现这种可知的与可确认的学术渊源。这种引用频度可以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中国高等教育研究所受的影响、反映出目前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历史与时代特征,并且在某种程度上为中国高等教育研究作为一个学科或领域的学科身份的确认与确立提供依据或支持。以2006年高等教育类CSSCI来源期刊为抽样,统计得出,在对中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产生影响的因素中,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受美国教育思想、办学理念和模式影响最大,其次受到日本、德国、法国、澳大利亚、苏联等国家影响。在产生影响的人物研究中,蔡元培、潘懋元等学者位居前列。国外学者伯顿·克拉克(Clark,B.R.)、布鲁贝克(Brubacher,J.S.)纽曼(Newman,J.H.)等对中国高等教育研究释放影响。研究表明中国高等教育研究重视师承关系,这一方面有利于学术薪火传承,另一方面也会限制研究者的视野。国外学者影响力大于国内学者,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缺乏真正教育家。对中国高等教育研究产生影响的作品中,《蔡元培全集》、《邓小平文选》、潘懋元著的《高等教育学》等著作持续释放影响。国外著作中约翰·布鲁贝克的《高等教育哲学》、伯顿·克拉克的《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纽曼的《大学的理念》等经典著作影响中国高等教育研究。中国高等教育研究重视经典著作阅读,从经典中汲取精髓,然而缺少对国外最新著作及最新学术成果的关注。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受到政治精英人物的影响。对中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产生影响的国内思想引用频率最高的是蔡元培的“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这一理论。刘献君的“办大学就是要办一个氛围”。其次是潘懋元、吴枚的“高等学校分为三类:’学术研究型大学和实用性职业技术型的高职高专,处于两者之间的中间类型’。对中国高等教育研究产生影响的国外思想有伯顿·克拉克的政府、市场与学术三角权利关系的理论;约翰·布鲁贝克的认识论和政治论为基础的教育哲学理论;马丁·特罗(Trow,Martin.)的教育阶段划分的理论;这一理论按入学率将高等教育划分为精英、大众、普遍高等教育,即精英(0%-15%)”、“大众(16%-50%)”、“普遍(50%以上)”;阿什比(Ashby,E.)的“任何大学都是环境和遗传的产物”理论,环境遗传理论重视大学的环境和氛围,重视大学文化底蕴的积累。这些产生影响的各理论中,集中反映出中国高等教育研究重视理论研究,而对大学政策和教育实践关注较少。这些与近年来中国教育热点问题密切相关。不足之处在于,我们学习阅读国外理论时没有深入挖掘其中思想,同时这些理论只是对高等教育研究理论上产生影响,对大学实际问题及运作模式影响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