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詹姆斯·霍姆斯在他的论文《翻译研究的名称与性质》(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中首次提出了翻译研究(Translation Studies)的概念。这一建议得到了翻译界的积极响应和支持。通过勒菲弗尔、巴斯内特、斯内尔·霍恩比等人的强化使用,“翻译研究”成为了广为人接受的“翻译学”的名称。从此开启了翻译研究的新纪元,进入了一个更为宽广的领域。随着埃文·左哈的多元系统论、图里的描述研究以及赫曼斯的操纵理论的提出,当代西方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领域十分重要的理论人物、操纵学派的旗手之一安德烈·勒菲弗尔把翻译研究学派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他认为任何翻译都是一种改写。在其1992年出版的《翻译、重写、文学名声的操纵》(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Manipulation of the Literary Fame)一书中,他指出控制文学创作和翻译有内外两个因素,一是文学系统内的专业人士,即评论家、教师、翻译家等。另一个是文学系统外的赞助人,即拥有促进或阻止文学欣赏、创作和翻译权力的人或机构。专业人士主要控制主流诗学,他们通常会对文学作品进行改写,以使之符合主流诗学。赞助人最关心的是意识形态,涉及到诗学时,通常授权专业人士去处理。苏曼殊(1884-1918),一位游走于东瀛和华夏的奇人,徘徊于有情与无情的“情僧”。他的“难言之恫"的生世,他的亦僧亦俗的身份,他的各种传闻轶事,一向为人所津津乐道,流传甚广。然而他却又博学多才,工诗善画,精通中、日、英、法、梵语,是清末民初的著名作家、诗人、翻译家、画家、僧人、革命家、词典及梵文编撰者。他于1903年在上海《国民日日报》发表了翻译小说《惨社会》,署名为“法国大文豪嚣俄著,中国苏子谷译”。嚣俄是雨果早期中译名,子谷为苏曼殊的字。1904年,镜今书局出版了单行本,书名改为《惨世界》。《惨世界》译自雨果的长篇巨著《悲惨世界》。但是很多人认为苏曼殊翻译的《惨世界》不忠实于原文,算不上是好的翻译,陈独秀认为他的译作是“乱添乱造”,杨鸿烈认为他的翻译“艺术意味淡薄”。本文作者认真比较了苏曼殊翻译的《惨世界》和雨果的原著,并和李丹、方于的中译本及Isabelle F. Hapgood的英译本进行对比,发现《惨世界》和原著不管在内容、形式还是人物性格塑造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异。苏曼殊翻译的《惨世界》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悲惨世界》四十八部书其中一本的翻译,第二部分是苏曼殊创作的一个与原作几乎毫无关系的故事。因此《惨世界》可以说是翻译和创作的结合。鉴于引用法文原文意义不大,且可能造成不便,本文部分例句引用了非常忠实于雨果原著的Isabelle F. Hapgood的英译本和《惨世界》进行对比分析。为什么苏曼殊的译作和原作有如此大的区别?本文试用安德烈.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来分析《惨世界》,得出结论：苏曼殊之所以对雨果的原著进行大量删节、改写主要是由于受到意识形态和诗学的影响,在清末民初的特殊时代背景下,他翻译的《惨世界》起到了唤醒民众革命意识、宣传革命的重大作用。因此,虽然《惨世界》不忠实于原文,是翻译和创作的结合,是一种典型的改写,但考虑到意识形态和诗学因素以及《惨世界》在特殊时代背景所起的重要作用,该译文仍然是可以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