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y Country and My People是林语堂先生在西方文坛的成名作与代表作。这是一部有关中国社会、历史和文化的著作。该书出版之后,在西方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先后被译成多种文字。到目前为止,其中译本有四个,而最受欢迎的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黄嘉德译本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郝志东、沈益洪合译本。尽管当时这两个译本在不同程度上满足了目地语读者的需求,但由于不同意识形态、诗学等因素,它们仍各有不同。因此,本文以操纵理论为视角,对黄嘉德译本和郝志东、沈益洪合译本进行对比分析。据安德烈·勒菲弗尔的操纵理论,翻译并不是在真空中进行,而是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如意识形态、诗学与赞助人。本文以勒菲弗尔的三个原则,即意识形态、诗学与赞助人为切入点,首先从宏观角度分析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三要素对两个中译本翻译策略选择的影响,接着从微观角度分析了两译本中翻译策略的具体体现。本文研究目的并不在于评析二者孰优孰劣,而是尝试阐释不同译者在不同的时期采取不同翻译策略的原因。最后,本文反思了在全球化语境背景下,翻译文学作为文化交流的主要载体之一,将继续在中国与西方世界文化交流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于是,随着国际间文化交流的扩大与深入,异化翻译策略将会愈来愈受到人们的重视。从历史角度看,适度异化的翻译策略会成为未来翻译发展的总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