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贿罪的研究自始以来都是我国刑法的研究重点,伴随着我国反腐败斗争的持续高压态势,受贿罪也愈发受到关注。在我国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当下,受贿作为一种犯罪行为其外在表现形式也呈现多样化、隐蔽化,给司法认定带来一定的障碍。众多学者以及司法实务工作者对于受贿罪的研究已经非常深入,主要集中于受贿罪侵犯的客体、受贿罪成立主客观要件、受贿范围等相关领域展开。在有关受贿罪的众多研究分支中,关于受贿罪既遂和未遂标准的探讨则一直存在较多争议,受贿罪既未遂标准的判断也是受贿罪司法认定的疑难问题之一。本研究立足于我国犯罪停止形态的基本原理,将犯罪既遂和未遂的判断标准与受贿罪相结合,结合实践案例深入探讨我国受贿罪既遂未遂的判断标准,以期为我国司法实践献言献策。本研究运用了案例分析法、文献分析法、比较分析法等多元化的研究方式,旨在通过研究方法的合理运用深入阐释研究主要内容,对不同观点进行评价,提升论证的合理性。目前,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受贿罪停止形态的判断依然在适用层面存在观点的不一致,导致适用标准不明确,造成同案不同判以及罪刑不相适应等消极后果。受贿罪既遂和未遂判断标准研究必须依托于我国刑法理论中既未遂的区分标准。纵观相关文献资料,在学理上我国认定犯罪既遂的学说观点主要包括结果说、目的说、构成要件符合说、法益侵害说等。不同学说所强调的侧重点并不一致。通过详尽地分析和阐释,法益侵害说与刑法的法益保护机能相协调,也与犯罪的本质相协调,运用法益侵害说的主张判断犯罪的既遂具有妥当性。在主张法益侵害说的前提下,则需要充分考虑受贿罪的既未遂判断标准。认定受贿罪是否既遂则需要根据不同受贿类型进行区分,以此为基础的阶段行为说具有合理性。根据阶段行为说的主张,收受型贿赂的既遂判断不需要考虑是否为他人谋取了利益,而只需要考虑是否收受了他人财物;索取型贿赂的既遂判断同样应当以“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标准;商业贿赂则应当以受贿人取得回扣,手续费等不法利益作为既遂的判断标准;斡旋受贿则应坚持适用实际受贿论与承诺请托论结合的理论,从而为司法实践提供有价值的参考。结合目前司法实践,受贿罪的类型愈发多样,为受贿罪既遂判断带来一定的障碍。分析新型受贿罪既未遂的标准适用具有重要实践意义。主要的新型受贿类型包括收受财物未登记变更、收受干股、合作投资等一系列新样态。有必要通过阶段行为说进一步明确不同受贿类型的既未遂标准,以便司法实践的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