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作为企业维持正常经营和发展重要的经济活动,投资效率的高低决定着企业价值的高低和未来经营战略的方向。由于企业中信息不对称和委托代理问题导致了管理层权力的日益增大。管理层利用自身权力谋取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进行非效率投资,损害投资者和股东的利益。一方面,管理层会利用权力获取货币福利或者非货币福利,操控薪酬激励政策的制定,增加在职消费的投入,进行非效率投资;另一方面,管理层权力越大,导致公司内外部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管理层利用权力控制社会责任领域资金投入的数量和方向,选择利于公司经营发展的社会责任信息进行披露,误导投资者投资决策的选择,最终影响企业资金的筹集和投资活动的开展,阻碍企业持续稳定的发展。因此本文将研究管理层权力和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对投资效率的影响。本文的研究丰富了公司治理结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和投资效率方面的相关理论,为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提高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加强对管理层的监督和制约做了进一步的理论支撑。本文的实证分析从三个方面展开,首先研究管理层权力大小对投资效率的影响,其次研究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对投资效率的影响,最后研究管理层权力和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交互作用对投资效率的影响。本文采用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兼任、董事会规模、股权分散度和高管薪酬份额四个变量构建管理层权力的积分变量,其数值越大,管理层权力越大,采用社会责任评级机构润灵环球的社会责任评级综合得分衡量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其得分越高,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越高。采用Richardson模型计算得出的残差值衡量企业投资效率的高低。本文介绍了管理层权力、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和投资效率的相关概念,总结了管理层权力、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对投资效率影响的国内外理论研究成果以及所选取指标的衡量方法,明确本文的研究方向。以管理层权力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信息不对称理论为依据提出了本文的三个假设,即管理层权力与投资效率呈负相关关系;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与投资效率呈正相关关系;管理层权力的增大削弱了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对投资效率的正向促进作用。利用STATA计量分析软件,采用平衡面板数据,运用多元回归分析的方法,证明了本文所提假设的正确性。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提出了三条建议,第一,加强对管理层权力的监督,促进投资效率的提高。第二,提高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提高投资效率。第三,监管机构加大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相关政策的规范,创造鼓励社会信息披露的良好市场环境。本文以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但是涉及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企业的样本数据有限,剔除了金融保险行业以后,数据量减少,使得本文研究数据不具有完整性。管理层权力的概念比较宽泛,文本选取了两职兼任、董事会规模、高管薪酬份额和股东持股比例来构建衡量管理层权力的积分变量,但是管理层权力涉及公司治理结构的很多方面,选取的指标不能全面的衡量管理层权力,有一定误差的存在。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指标使用的社会责任评级机构润灵环球的评级得分,而管理层权力过大会导致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的降低,研究两者的交互作用对投资效率的综合影响可能受两者之间多重共线性的存在而影响得出的结论,从而导致结论出现一定偏差,影响研究结论的得出。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涉及的领域较多,企业根据自身实际在履行社会责任的过程中资金投入的数额和方向存在差异,衡量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没有统一的界定标准,缺乏一个更加全面的衡量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综合指标,导致得出的结果存在一定偏差。所以,在以后学者的进一步研究过程中,可以进一步细化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的衡量指标,明确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的衡量标准,准确反映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程度以及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的高低,促进企业自觉承担社会责任,提高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和行业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