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2016年淘宝直播横空出世,直播带货的热度一直居高不下。直播带货具有创造性地结合了“人、货、场”三要素、边际效益递增、广场式传播的特征,因此在新冠肺炎疫情、国家精准扶贫、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直播带货愈加获得资本市场和社会大众的青睐。与此同时,与直播带货相关的法律问题也不断出现。因此,对直播带货存在的法律问题进行系统的研究,分析造成问题的原因,并对此提出完善的建议是很有必要的。本文立足于直播带货的司法实践现状,在系统梳理直播带货发展历史的基础上,对与直播带货相关的基本理论进行了归纳和总结。本文筛选了2021年全国各地中院、部分基层法院与直播带货相关的40个裁判文书进行深入研究,全面细致地分析直播带货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关的理论建议。具体而言,文章分为以下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直播带货相关的一些基本概念。阐述了直播带货的定义,梳理了直播带货的发展历史和基本模式。全面地分析了直播带货的特征、迅速发展的原因、受到的法律规制。第二部分:直播带货的司法实践现状。对选取的40例判例进行了总体分析以及类型化分析,指出我国目前司法实践中主要有商家和MCN机构的服务合同、主播与MCN机构或商家之间产生的劳动纠纷,网络购物合同三类案件,此外归纳了每一类案件的基本特点。第三部分:直播带货存在的法律问题。在前文分析的基础上,系统归纳了我国直播带货存在三个方面的法律问题。其一、直播购物中主播虚假宣传,消费者维权困难,主播却鲜少受到追责,关于主播是否构成广告代言人存在争议。其二、直播带货的主播与MCN机构或商家产生劳动纠纷时,各地法院裁判不一、最大的分歧是对劳动法意义上的“管理”“人身依附性”的认定不同;第三个问题在商家和MCN机构的服务合同中,商家不知如何规避法律风险,花费巨额服务费,大量备货,最终销量惨淡,损失却难以弥补。第四部分:完善直播带货的具体建议。第一、针对虚假宣传:明确主播在粉丝数量较多、以自己的名义去推荐的情况下属于广告代言人,建议对主播采用过错推定的方式归责,将举证责任从消费者转移到主播;其次加强行政监管:扩大监管范围、加强对头部主播的惩罚力度,再次加强平台监管:提高准入门槛,组织主播上岗前的专业培训,加强平台的直播巡察队伍的建设,畅通消费者投诉渠道。第二、针对主播与MCN或商家之间劳动纠纷:建议依据协议实际履行情况判断,结合直播带货模式考察是否具有实质的“管理”,在自营模式下,商家自己培养主播倾向于认定构成劳动关系,在他营模式下,主播和MCN机构倾向构成合作关系,最后将社会保护必要性作为补充考量因素。第三、针对商家和MCN机构关于直播带货的合作合同,提出在签订合同时需要事先以书面方式确定合作主播账号及档期、约定转化率的考核形式,未达到销售目标时的补救措施及相应责任,合理备货,避免遭受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