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当代作家蒂姆·温顿（Tim Winton 1960—）曾四次获得澳大利亚最高文学奖“迈尔斯·富兰克林奖”,是澳大利亚文坛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作家之一。一方面,他凭借对西澳大利亚的执着书写以及对环境议题的持续关注收获了诸多赞誉;另一方面,他在作品中对性别气质的颠覆性表现也引发了许多批评。部分学者对温顿的性别书写持批评态度的原因在于:他们在研究对象上多聚焦温顿作品中男性或女性人物的共时分析,在研究方法上则拘泥于传统女权主义的惯性思维,忽略了文学表现的复杂性和男性气质动力学。本文主要借鉴澳大利亚社会学家瑞文·康奈尔的男性气质理论,从性别、阶级和民族三个维度分析温顿作品中男性气质的表征及文化意蕴。引言部分简单介绍了温顿生平与创作以及本文的选题缘由,并对国内外温顿研究的状况进行了综述,陈述了本论文的研究目标、意义以及论文框架。本文选择研究温顿作品的男性气质源于:男性气质既是温顿小说中频繁出现的主题,也是学界对温顿争议的焦点,更是社会性别议题的关键指向。学界对温顿作品的性别研究主要有两种观点:以萨拉·泽帕塔、琳·麦克雷登、纳撒尼尔·奥瑞利为代表的学者认为温顿在其作品中颠覆了传统男性气质,赋予男性人物女性的气质和特征,使得男性从父权的恐惧和压力中解放出来,具有积极的意义;汉娜·舒尔赫兹、莱基·霍普金斯和科林·麦克格洛因等人则指出,尽管温顿对性别气质进行颠覆性表现,但是他笔下的女性人物呈现出自我伤害、喜怒无常的刻板印象,女性在男性为主体的叙事文本中缺席,仅仅是男性建构自我身份的参照。总体而言,学界指出温顿颠覆了男女两性气质,但对他的颠覆策略和含混意图分析不够,他们对男性气质的考察集中在性别语境,鲜有谈及男性气质与阶级、民族等因素的关联。本文借鉴康奈尔的男性气质理论,深入探析温顿颠覆传统男性气质的策略、意图和文化寓意,以求拓展男性气质研究的文学维度,观照社会发展中的男性气质焦虑。第一章以“从‘问题化’到‘表演性’:男性气质的去魅”为题,在性别语境中阐释温顿颠覆传统男性气质、破除男性气质神话的路径。首先,温顿揭示出男性气质的阴暗面——“有毒的男性气质”,借此将传统男性气质“问题化”。在《浅滩》、《转变》等作品中,“有毒的男性气质”以多种形式予以呈现:家暴、欺凌、谋杀、性别歧视、厌女,具有这种气质的男性不仅给他人带来痛苦,也给其本人带来麻烦、危险甚至死亡。温顿对此提供了治疗方式,即阅读、亲近自然和语言交流。此外,温顿以历时的方式呈现男性气质的去中心化过程,其中最具代表的莫过于成长小说《呼吸》。男主人公布鲁斯·派克为了获得身份认同,不惜代价参加水下憋气、冲浪和性冒险的游戏,但事与愿违,他逐渐被鲁尼、桑多和伊娃边缘化,并因此经受着身心伤害。通过表现派克对过往经历的否定性反思,温顿展现出传统男性气质的压抑性和破坏性。最后,温顿赋予女性人物传统男性的气质特征,用女性的身体展现出男性气质的“表演性”。对女性而言,身体不仅是话语规训的对象,也是社会实践的能动主体。身体在她们重构性别身份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从女性与强壮的身体、女性与自残的身体、女性与身体的反身实践分析温顿女性人物的男性气质及其隐含寓意,有助于理解温顿对传统男性气质的批判立场。第二章“超越可替代性选择:工人阶级男性气质的偏离性建构”是围绕着温顿作品中的工人形象展开的,分析时代转型期间澳大利亚工人阶级男性气质如何被重构成“灵性的男性气质”。出身平民家庭,温顿对经济发展过程中阶级关系、男性气质的变动表现出特别的敏感。在其作品中,具有工人阶级背景的男性不再是丛林人、赶牲畜的人、淘金者等传统硬汉式英雄,而是一些失业的、失败的、不善社交的、逃避现实的、遭受创伤的边缘人,比如《浅滩》中的克里夫·库克森,《土乐》中的卢瑟·福克斯,《鹰巢》中的汤姆·基里,他们的非典型男性气质可概括为两种类型,即失败型男性气质和平庸型男性气质。温顿笔下的这类男性主人公逃离故地并试图寻找传统工人阶级男性气质（体力/技艺、不屈的精神和伙伴情谊/平等主义）,然而,他们没有建构起当初期待的硬汉式男性气质身份,而是通过自我反思、宗教（基督教和土著智慧）和自然重构一种充满神圣性的男性气质——“灵性的男性气质”。虽然这种“灵性的男性气质”偏离主人公最初通过冒险、怀旧等方式来恢复传统工人阶级男性气质的尝试,但是却实现了对这种可替代性男性气质的超越。“灵性的男性气质”既继承传统工人阶级男性气质的优良传统,同时融合了传统女性气质的感性、审美直觉以及对充满神圣性的生命意义的探索。通过这一部分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温顿作品中澳大利亚工人阶级男性身份的建构与生产关系和社会变革关联密切。第三章“无法摆脱的殖民过去:民族男性气质焦虑”聚焦澳大利亚白人的民族男性气质问题。在温顿四十年的创作生涯中,其小说主人公对澳大利亚民族男性气质表现出持续的焦虑,这种焦虑主要源于澳大利亚社会的三种冲突,即民族主义和殖民主义、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民族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全球化的冲突。在澳大利亚的历史文化语境中,这些冲突对应着三对关系,分别为白澳与土著人、白澳与欧洲人/美国人、白澳与亚洲人。这些冲突反映在温顿作品中表现为一种身份的流变过程。小说主人公（通常为白人男性）最初为他们父辈所创造的成就感到自豪,但当他们发现所谓的民族神话是建立在对土著的殖民主义压迫的基础上后,幻想开始破灭,随后经受着民族身份分裂所带来的痛苦。面对欧洲文雅文化,主人公则经历一种男性气质身份错位,即从主体身份向他者身份转变。用A.A.菲利普斯的术语来说,就是“文化畏缩”。同时,主人公对美国也表现出类似的焦虑。一方面他们崇拜美国的超级力量,渴望、甚至全面超越美国,另一方面又担心在盲目追随美国的过程中被其“阉割”和同化,从而失去自我并遭致危险。面对多元文化主义和全球化背景下亚洲人不断涌入澳大利亚时,主人公则流露出全新的男性气质焦虑。他们一来受益于经济全球化带给澳大利亚的经济红利和民族自信心的增长,同时对以中国人为代表的亚洲人在澳大利亚影响力的提升感到惶恐,投射在温顿的男性人物的心理,具体表现为恐外症、对亚洲经济入侵的恐惧以及对失去政治独立性的焦虑。温顿的民族男性气质焦虑书写为我们理解澳大利亚作为定居者殖民地的双重身份以及澳大利亚白人的民族性格提供借鉴,也为理解新形势下澳大利亚对欧美、中国的外交政策提供了文学解读视角。结论部分对本文进行回顾和总结,揭示对温顿作品男性气质研究的文化启示。首先,温顿对两性气质进行颠覆和逾越,有意模糊传统性别边界,旨在表现男性气质的含混性。换言之,含混不仅是文学表现手法,更是男性气质的重要属性。传统男性气质的标准,无论是外在的“阳刚之气”,抑或是内在的勇敢、坚强、无畏、担当、责任等,不再适于区分当下男女的性别差异,而是人类共有的属性。同理,传统女性气质的感性、直觉、审美也不应被视为女性的专属。其次,温顿对澳大利亚工人阶级和民族男性气质焦虑的呈现,展现出男性气质的不稳定性、多元性和复杂性,主要体现为全球化时代背景下,伴随着人员的跨国流动,不同国家、阶级的男性气质产生碰撞与交融,这一过程中,原有的地方男性气质等级秩序被打破,其背后原因不仅表现为权力的博弈,还包括生产关系、文化因素的影响,因而,对男性气质的考察应置于具体的历史语境中。最后,温顿揭示出澳大利亚传统男性气质与父权制、种族主义的共谋性,同时指出并非所有传统男性气质都是否定和消极的。综上所述,本文认为温顿对男性气质的颠覆性表现,其目的不在于抹除两性差异,而是强调在承认人类共通性的基础上,尊重个体的个性化表达和存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