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工业化的发展水平仍然是评判一国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准之一,经济发展的历程本质上就是工业化的过程,因此对工业化的发展路径的探讨依然是当今各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议题之一。而投资作为传统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之一,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工业投资在推进工业化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工业投资不断扩张,拉动了经济不断增长,但问题也随之而来。受限于先期的科学技术水平和环境保护意识,我国的工业化推进模式是以资源投入和规模扩张的方式进行的,是典型的粗放型工业发展,并导致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从长时间发展来看,我国工业投资存在着片面追求投资规模这一普遍现象,在过去依靠扩大工业投资规模来推进工业化进程的经济发展模式下,常常伴随着投资过度、产能过剩、投资低效、投资结构不合理等问题的出现,同时也带来了大量不必要的环境负外部性影响。2013年,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大会发表了《利马声明》这一纲领性文件,声明中表示将发展具有包容性的可持续性工业化作为优先发展目标。2015年联合国正式通过“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并将可持续性工业化确定为17项可持续性发展目标之一。同时,随着国际社会对我国环境问题的高度关注以及我国工业化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国家制定了一系列环境规制政策试图改变先期工业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但从实际情况来看效果不佳。基于以上种种背景,在研究可持续性工业化的发展问题过程中,首要任务必然是要找出现阶段的主要矛盾进行具体分析,而工业投资作为推进工业化发展的重要途径,在过去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承担了重要的责任。因此,研究可持续性工业化对实现我国工业高质量发展目标具有重要意义,而研究工业投资和环境规制对可持续性工业化的影响机理对实现可持续性工业化是具有实际意义的。在理论方面,本文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结合投资理论、环境库兹涅茨倒U曲线和波特假说构建工业投资与环境规制对可持续性工业化的影响关系的理论模型,探究三者之间的理论关系并提出假设。实证方面,本文利用2008-2017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西藏除外）,建立可持续性工业化指标体系来测度我国可持续性工业化发展水平并进行区域比较分析,并建立实证计量模型对理论模型进行验证,主要包括两个层面:第一,采用Sys-GMM动态面板模型建立工业投资与可持续性工业化之间的关系,证实我国现阶段通过扩大工业投资规模的手段会抑制可持续性工业化发展;第二,利用Hansen（1999）提出的门槛面板模型建立一个以环境规制为门槛的研究工业投资对可持续性工业化影响关系的模型,检验门槛效应,并分区间讨论在不同环境规制水平下工业投资对可持续性工业化的影响机制。本文通过上述的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和建议:（1）可持续性工业化是良性循环发展过程,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坚持发展可持续性工业化实现我国经济长足发展的有效途径之一,东部地区基于良好的可持续性工业化基础能够更好地快速推进可持续性工业化,而中西部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仍需加快可持续性工业化的基础建设。因此要加快推动中西部地区可持续性工业化的基础建设。（2）现阶段增加工业投资难以促进可持续性工业化发展,这主要是由于经历过工业化的粗犷发展时期,我国工业发展的特点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且创新动力不足,缺乏可持续性。因此在原有工业化发展路径基础上不加改变的增加工业投资是不利于工业可持续发展的。本文建议现阶段停止工业投资的盲目扩张,将重点放置在如何提升现有工业投资的投资质量上,通过改变工业投资的内部投资结构,增加技术创新投入占总投资的比重,从而提升绿色技术创新能力以及可持续性发展动力,（3）城镇化建设能够促进可持续性工业化发展,城镇化的发展能够实现农村人口向城镇迁徙,为工业发展提供劳动力,是促进工业发展的动力源泉之一。因此,推动城镇化发展是实现可持续性工业化的重要途径之一,可以通过采取一系列推动城镇化的举措进而实现工业可持续发展目标。此外,本文建议在采取推进城镇化手段的同时进行城镇化发展模式创新,努力实现产城融合的新型城镇化推进。（4）高水平的环境规制能改进工业投资进而推动可持续性工业化。在低水平的环境规制条件下,由于环境规制带来的成本增加致使工业生产性投资挤出,虽然整体上能够有效减少环境污染增加工业化的可持续性,但是其促进效果有限。而在高水平的环境规制条件下,由于工业投资的结构向技术创新方向倾,增加了工业发展的可持续性,同时工业投资也从原来的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污染型投资为主转变成注重环境保护的环保型投资,而这样的投资是能够促进可持续性工业化的。因此,本文建议在现有基础上提高环境规制强度,以达到促进工业投资转型升级的目的,进而实现可持续性工业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