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私社出现于汉朝,发展到唐朝时经历了从禁断到承认的过程,晚唐五代敦煌私社大兴,从社条、转帖、纳赠历的表现来看,丧葬互助活动在敦煌居民实际生活中影响最大。敦煌社邑丧葬互助活动的产生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晚唐五代敦煌地区社会相对安定,人口繁盛,有利于社邑的稳定发展;家庭变故频繁,结社互助成为可能,因血缘关系的影响,社邑互助呈现宗族互助、亲情社互助、异姓互助三种发展状态且宗族结社和宗族互助存在本质的不同;统治者的支持和认可使社邑发展顺畅、合法;其次,敦煌居民收入微薄,可供支配的剩余财产太少,敦煌丧葬花费又达单个家庭大半年的收入,个人完全无力负担,结社进行丧葬互助成为必然;最后,儒家孝义观造成个人对丧葬的重视和结社互助现象的出现;佛家教义中孝的影响,使丧葬程序更加繁琐,耗资更加庞大,单个家庭无力担负。社邑丧葬互助历经入社、社条、转帖、纳赠历、助葬形式五种程序。入社成员大多形单影只,追凶逐吉是他们参与社邑的首要目的。社条是最高准则,由全社人员共同商量决定,社员之间彼此平等,义字当头。助葬从社员接到转帖的那一刻起,每个人都要出力出物,纳物礼单称为纳赠历,出力包括体力上送葬,精神上悲痛,每到亡者忌辰,全社须设斋追福。丧葬互助并不随着逝者的掩埋就此结束,祭祀行为的存在,使得对亡者的助葬是一直持续的,直到社邑不复存在,这对减轻百姓的经济负担、发展社会关系、儒家伦理以及维持统治秩序都有积极的作用,但频繁的社邑活动也加重了社员负担,立三驮名目更造成了成员间贫富分化严重。对敦煌地区社邑丧葬互助的原因、程序、影响的研究有助于窥见晚唐居民的实际生活状态,形成全面的宏观架构,对我国当今社会的和谐发展提供了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