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香君是明末的秦淮名妓,是为后人所熟知的“秦淮八艳”之一,她的故居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被开辟为纪念馆供游人参观。一个青楼女子能够历数百年而声名依旧显然与知识精英的书写密不可分。本文将以知识精英笔下的李香君形象作为研究对象,详细分析在清朝初年、清末民初、抗日战争期间和建国初年的几个历史时段内李香君形象的变化,并揭示这种演变所反映出来的历史语境的不同和知识精英对历史记忆的选择。南京本是风月之乡,而明末的秦淮更是名妓云集,名士倾城相得益彰的佳话定格了这一青楼经典记忆。身处秦淮艳迹之中,李香君并不出众,文人所留下的有关她的文字也相对较少。综合余怀《板桥杂记》、侯方域《李姬传》和陈维松《妇人集》的记载,可以大致勾画出李香君形象的本源：相貌平平、擅长曲艺、有一定的政治觉悟,知名度远在柳如是、顾横波、董小宛等人之下。在清初鼎革世变之际孔尚任谱写《桃花扇》,将兴亡之感寄托在侯方域和李香君的儿女浓情之中,经过孔尚任重塑的李香君形象流传甚广,大义却奁、血溅诗扇、怒斥权奸的青楼女杰完全取代了明末的“香扇坠”,从此李香君形象进入到知识精英的视域,并得到他们的反复书写。时至晚清,文人面对内忧外患的乱世不禁心生悲戚,他们欲以美人香草之思,写残山剩水之恨,回望晚明歌颂名妓成为他们抒发“后之视今将不如今之视昔”情感的一个重要渠道,是故李香君大量出现在他们的诗词之中。同时,经过晚清文人之笔的李香君形象也愈发的高尚起来。清末民初,反满革命风起云涌,明末异族入侵的创伤记忆与现实的革命之需十分契合,作为追忆晚明的经典之作,《桃花扇》传奇得到了知识精英的极大推崇。李香君形象开始脱离烟花艳,转而与反清志士联系起来,在革命派知识精英的笔下李香君的血是对清朝入侵的反抗,讴歌这位名妓是希望她能成为宣传反清的一柄利器。抗日战争期间,为了最大程度的调动全民族抗战情绪,知识精英大作历史剧的文章,《桃花扇》的故事不断被搬上舞台,李香君形象也在历史剧的作用下跳出上层精英的书斋转而进入了大众文化之中。欧阳予倩、周贻白等人对《桃花扇》的剧情进行了修改,特将故事的结局改为侯方域失节应试、李香君悲愤而亡,社会栋梁还不如一个风尘女子有气节,这一对比强烈的改写赢得了观众的认可,且观众的意识也开始参与到李香君形象的塑造之中,稍显柔情的李香君形象都会遭到观众的否定。在文人与观众的共同推动下,李香君不仅是一个不为金钱权势所动的青楼奇女子,更是有着坚定爱国主义精神的巾帼英雄,自此“旧院脂粉”成为了“爱国女杰”,李香君的形象和地位达到了一个顶峰。抗战结束后到建国初期,知识精英对李香君的塑造基本延续了抗战时期的笔锋,但在阶级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历史环境下,文人更多的是借李香君之口揭露讽刺旧社会反动阶级的丑恶嘴脸,阶级话语一度主导了对李香君形象的解读。欧阳予倩的京剧、话剧本是建国后流传最广的《桃花扇》剧本,为大众所熟悉的李香君是一个具有凛然大义的,可歌可泣的青楼女子形象,虽然在文革期间一度由“香尘”沦为了“毒草”,但也很快得到了平反,李香君形象最终定格在了“爱国女杰”上。李香君形象在传播中的演变是知识精英不断重塑的结果,在不同的历史语境和现实之需面前,他们赋予了李香君不同的面貌,留下他们所希望流传的,裁剪掉他们认为不重要的,一代代文人的纸笔最终定格了李香君爱国女杰的形象。正是有了知识精英的义务宣传,媚香楼才能在今天的秦淮河供人凭吊,但在这层累的叠加中,李香君的真实面貌却也消失殆尽,与侯方域的爱情也被认为不甚重要,留下的是经过文人百般修改的高尚的爱国女杰形象。李香君形象的演变反映的是知识精英对于历史记忆的一种选择,也显示了历史记忆之于现实的巨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