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的实质是农民的收入增长问题①。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情况表明,解决农民增收问题单靠农民自身或“三农”内部是不可能实现的,而是要在“三农”外部想办法,或者立足“三农”,放眼农外,充分发挥“工业反哺农业”和“城市支持乡村”的重大作用,统筹城乡发展,才能彻底解决“三农”问题。基于上述考虑,本文综合应用农业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宏微观经济学、福利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以及计量经济学的有关理论方法,建立了一个促进农民收入有效增收经济学理论框架。农民收入由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四个部分构成,各个构成部分的增长情况各不相同,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也不同。经过分析我们发现,工资性收入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作用最大,截至2010年,工资性收入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贡献率还高达78.2%。接下来依次是转移性收入、财产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而四个构成部分中,分配最不平均的是城乡居民之间的转移性收入,在2000-2010年11年间,代表转移性收入分配不平均程度的集中率指标有6年大于50%,余下5年转移性收入的集中率也都大于40%；经营性收入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贡献率为负值,2010年,这个贡献率为-7.13%,即农村居民该项收入水平反而微高于城镇居民。农民收入各构成部分的增长情况不同,解决的办法也不同。因此,本文对农民收入四个构成部分分别进行了研究,找出了促进农民工资性、经营性、财产性、转移性等方面收入有效增长的核心手段和关键突破口。它们分别是：做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当前特别要做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战略性调整；大力发展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推动农村土地有效流转；大力实施并科学有效地做好国家财政支农支出等。一、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入手研究农民工资性收入增长问题本文通过理论分析,论证了城乡统筹视角下做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能够实现农村劳动者收入的工资化,能够消除城乡收入差距,能够减小农民因素质偏低而造成的收入增长的内生缺憾,能够促进农民增收、农村工业化以及国民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最终有效提升农民的工资性收入水平。接着,经过估算,本文得出到2011年末,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约为7745万人。继续做好这部分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就业对提高农民工资性收入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转移出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长期以来都是异地就业,加上转移的剩余劳动力在年龄结构、地区结构等方面的问题,已经给我国经济社会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如相当一部分省市农村劳动力资源严重缺乏,“留守妇女”、“留守子女”群体、家庭的分隔、子女隔代管教等引发的农村社会空洞化问题,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异地转移还导致了中国整体上的低工资,导致了沿海地区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滞缓,从长远看还会导致区域发展差距的拉大,等等。当然,这些问题的出现并不能否定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正面作用,只是我们要顺应新的历史形势,进一步做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最后,经过深入分析,我们发现当前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正处于由异地转移为主向由就地转移为主的规律性转变,加之东部沿海发达省市的工业产业正向中西部地区梯度转移。我们认为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战略性调整势在必行。为此,本文从推进农村新型工业化、发展城镇化、以及建立健全城乡统筹的劳动力就业机制等方面提出了促进农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战略性调整的对策建议。二、从发展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入手研究农民经营性收入增长问题本文依次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统筹城乡发展的角度、农业产业化经营的角度、以及提升农业科技水平的视角深入论述了大力发展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是有效提升农民的经营性收入水平的核心和关键突破口。当前,我国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正处于深化和加速发展阶段。截至2010年,全国农村各类专业合作组织有21万多个,拥有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村占同期村民委员会总数的30.8%左右。参加组织的农民成员3486万人(户),占乡村农户总数的13.8%。进一步地,本文通过分析四川省资阳、眉山、遂宁3市畜牧养殖专业合作社发展情况,深入论证了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对提高农民经营性收入的重要作用。在2010年生猪价格持续下跌的情况下,资阳、遂宁、眉山3市参加生猪专业合作的农民人均畜牧业现金收入仍比2006年分别增长77.47%、200.84%、80.82%,高于全省平均增幅。对300个养殖专业合作社的问卷调查显示,有72.3%的农户认为参加合作社后养殖业收入大大提高,效益明显；有22.2%的农户认为收入有一定的提高,两项相加高达94.5%。通过对四川省资阳、眉山、遂宁三市农村专业合作社发展情况的深入研究,我们发现总结了3市在发展农村专业合作社过程中形成的几种以农村专业合作社为纽带的具有较大创新的利益联结模式,包括“六方合作+保险”模式、“公司+合作社+农户”模式、“龙头企业+合作社+养殖户+银行”模式、“公司+协会+基地+农户”模式等。在这些模式下,农村专业合作社有效地发挥了促农增收的作用,显著提高了农民的经营性收入水平。当然,3市在发展农村专业合作社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为此,我们根据3市取得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从创新推广发展机制、加大扶持力度、加强培育指导等方面提出了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我国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对策建议。三、从农村土地有效流转入手研究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问题本文先从理论上论证了农村土地有效流转对促进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突出了农村土地有效流转是提升农民财产性收入水平的核心手段和关键突破口这一论断。现行土地法规和农地征用制度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农村土地的有效流转,造成了农民土地财产的严重损失。为此,本文全面分析了当前的土地制度对农村土地财产收入的影响,并对土地征用中农民利益流失的数量进行了估算。估算得出,1978-2010年,农民向社会无偿贡献的土地收益约为257827.33亿元。紧接着,深入分析成都“试验区”农村土地流转的成效,从实践上证实了农村土地有效流转对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的显著作用。同时我们还发现和总结了包括土地股份合作社、土地股份公司、“土地银行”、业主租赁经营、“两股一改”在内的有效实现农村土地流转的典型模式。当然,成都“试验区”在促进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为此,我们根据取得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从明确界定土地产权的权能、建立土地资产价格评估体系、建设土地使用权流转市场、推广土地经营权证券化、创新推广农村土地流转的成功模式等方面提出了进一步有效促进我国农村土地流转的对策建议。四、从国家财政支农支出入手研究农民转移性收入增长问题本文先从理论上论证了财政支农投入对促进农民转移性收入增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突出了大力实施并科学有效地做好国家财政支农政策是提升农民财产性收入水平的核心手段和关键突破口这一论断。接着通过计量分析法构建人均财政支农规模与农民人均纯收入之间回归方程式,回归方程表明农民收入对人均财政支农规模的弹性约为0.448。即人均财政支农投入每变动1个百分点将导致当期的农民收入同向变动约0.448个百分点。这说明人均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民收入有较强的正向促进作用。紧接着,根据农民收入年均增长10%的目标,我们测算了未来30年内我国财政支农应该保持年均增长25%的增速这一结论。再接着,我们深入分析了财政支农的结构(即财政各主要支农项目)对促农增收的影响情况,得出了以粮棉油价格补贴为代表的财政补贴支出、农业贷款等不论是对农民直接收入还是对农业生产都产生了负向作用；而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和各项农业事业费、科技投入不论是对农民直接收入还是对农业生产都具有明显的正向作用。而国家财政在农村社会事业发展费用的支出和农村基本建设的支出对农业生产也具有较强的正向作用的基本结论。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我们以城乡统筹为视角,从加大财政支农力度、优化财政支农结构、完善财政支农政策和制度、规范财政支农行为等方面提出了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农政策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