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洛阳冠盖云集,不同身份的士人用不同的方式书写着城市百态,传达着他们对洛阳的理解。《洛阳缙绅旧闻记》是宋初乡贤张齐贤晚年对故乡的追忆,其笔下各类人群均有特定的活动空间,城市中心是秩序的象征,城市边缘的人群活动则代表着城市失序的一面。从张齐贤对各类人物关系的选择性叙述可以看出,他对洛阳怀有较深的乡土情结,着力于塑造良好的地方形象。钱幕文人及蔡襄的诗文是仁宗朝前期西京官员的宦况实录,官员们在官署履职与私第燕居时呈现出不同的书写状态。衙署官厅的诗文纪事展示了这一时期西京的城市建设与士林风貌,随着记述对象的变化,诗文宣扬政治的意味也出现了深浅之分。私人居所的日常咏怀体现的是个人志趣,从中可以看出时任官员对过去、当下乃至未来的思考。《伊川击壤集》描绘了客居者邵雍在洛阳的隐居生活,从寓居天宫寺,到定居洛南履道坊,再到安居天津桥畔尚善坊,邵雍对洛阳越来越有归属感。当邵雍频繁以天津桥畔指代居所时,实际上在标榜一种处于出世与入世之间的“小隐”状态,这也意味着他完全融入了洛阳。《洛阳名园记》是绍圣年间李格非的城市游记,他在政治失意时来到洛阳,借洛阳园林盛衰隐喻天下治乱。从《洛阳名园记》中可以看出,李格非的盛世具有民生安乐、政治清明、家族兴旺三层内涵,在他看来,家族浮沉、改朝换代、时间推移都会对园林造成破坏。书写者们身份各异,时代有别,个性化的城市体验引导着他们的洛阳书写,书写中投射出的士人生活影像是北宋洛阳城市变迁的生动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