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主义及其发展在西方学界引起广泛的重视,一部理性的发展历史甚至构成了现代性的代名词。古代的文艺复兴运动揭开了理性主义的面纱,人类开始认识到主体理性的重要地位。追溯理性主义的历史演进过程,其发展经历了由霍布斯、洛克为代表的市民理性阶段,经由卢梭、康德为代表的道德理性阶段,最终在黑格尔那里实现了融主体与客体相统一的社会理性阶段。在理性主义的历史演进过程中,理性自身的发展同时出现了分裂,理性主义最初在文艺复兴阶段所承担的解放主体的历史任务并没有得以实现,它最终背离了自己的发展初衷,成为压迫人统治人的工具。理性主义逐渐演变成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不仅对人的精神行为进行控制,同时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甚至沦为一种工具理性,把人视作大机器生产链条当中的一个机械环节,作为工具来差遣和使用,造成人自由的丧失和意义的丧失。面对理性主义所出现的现代危机,时代的哲学家们开始纷纷走上拯救现代理性危机的理论道路,并形成两个重要的哲学流派。一派是以海德格尔为首的“比较内行”的理性主义批判,主张从本体论或历史主义的视角来对传统理性主义的分裂进行批判,以期实现主体与客体的重新整合;另一派是以尼采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想家们,他们所持有的是一种“怀疑论”的非理性主义立场,从心理学以及精神层面上完全否定理性主义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价值,而主张重新回到史前的非理性主义状态。与此不同,在对理性主义实现重新整合的具体道路上,哈贝马斯并没有放弃理性主义的立场,而主张在交往理性哲学范式的基础上实现理性的重新整合。在追溯理性主义的历史发展过程基础上,哈贝马斯建构了其关于社会共同体的理论体系,对理性分裂的现代性危机进行拯救,实现了交往理性的哲学范式转向。哈贝马斯指出,“现代性话语的历史重构应当建立在当代社会理论能为现代性反思和理性重建提供新规范的基础上”(1)。从笛卡尔到德里达,现代理性话语经历了主体性原则的确立到对理性主义的解构,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理性的“主体中心化”的传统意识哲学范式。意识哲学的理性范式造成了社会共同体的分化,即系统与生活世界的分离,并最终使得系统反过来入侵生活世界,造成现代人意义的丧失和自由的丧失。为了实现社会共同体的重新整合,哈贝马斯转向了对交往理性范式的研究,为主体间的社会交往创造理想的话语环境,使之奠定在现实的社会实践基础之上,并最终使分裂的系统与生活世界重新走向统一。因此由传统理性主义范式所引发的现代性危机得以拯救,实现了从传统主体理性意识哲学范式向主体间性的交往理性范式转变。本文立足于哈贝马斯关于社会共同体的思想研究,围绕其系统与生活世界的二维架构展开具体论述,深入剖析现代社会发展所出现的问题和困境,对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思想从理论层面到实践层面进行了全方位的新时代范式的研究和解读,以阐明哈贝马斯关于交往理性哲学范式转换在当代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在理论层面上,哈贝马斯把社会行为区分为工具行为和交往行为,而工具行为只是在主体范围内所从事的活动,缺乏主体间性的向度。哈贝马斯把希望寄托于其交往行动概念的基础上,希望通过交往行动概念提供一种概念式的逻辑架构。人们不仅可以通过它来认识到生活世界的危机,对生活世界的病症进行诊断,并且在诊断的基础上,还能够提供现实的治疗措施,即通过加强主体间的交流和沟通,增进彼此之间的交往,调动社会参与,进而确立新的哲学范式。在对价值和规范的重新讨论基础上来重建理性社会,拯救现代性的危机。在实践层面上,哈贝马斯通过对社会法律和民主体制的研究,把交往理性从理论层面落实到实践领域当中,通过话语伦理学和商谈制度理论的确立,为构建新的民主话语体制与新的国际环境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尤为突出的是,本文还试图将哈贝马斯关于社会共同体的思想研究与理性的哲学范式转换纳入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现实语境中来,从中国的具体社会现实状况出发,力图使其交往行为理论成为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理论表征,为探索中国的现代化理论道路提供新的理论视角,促进中国社会现代新共同体的建构,打破处于现代化转型期中国社会秩序的失衡,都具有一定的现实启示价值,并最终早日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想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