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资源禀赋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吸引了主流经济学家的关注。Auty（1993）[1]第一次提出“资源诅咒”的概念,形象地描述了两者之间的关系,即丰裕的资源禀赋非但没能为地方经济带来优势,反而制约了当地的经济发展。此后学术界围绕“资源诅咒”的存在性,展开了各个层面的检验。并进一步地,兴起了对“资源诅咒”产生原因的探讨,由此提出挤出效应、“荷兰病”效应和政治制度弱化效应等主要传导机制。本文的主要内容围绕“资源诅咒”的存在性和产生原因展开。对于我国资源禀赋的相关研究,验证“资源诅咒”存在性的实证分析尚停留于省级层面,本文则细化到我国地级市层面,致力于更深入地探究在我国地级市城市,资源禀赋如何影响经济增长。在形成“资源诅咒”原因的探讨中,挤出效应和“荷兰病”效应两者均无法很好地解释“资源诅咒”现象的区域异质性表现;另一方面,考虑到在我国的经济环境中,经济增长体制具有“政府主导”这一典型特征,在经济运行中,政府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地方政府更是治理地区经济的核心主体。因此,本文在对“资源诅咒”产生原因进行具体分析时,聚焦于地方政府规模,利用中介效应模型,探究政府支出规模和人员规模是否会加剧地区“资源诅咒”现象。在进一步分析中,首先,本文根据我国地理区域特征,将全国城市样本划分为东部和中西部两个子样本,更深入地探究在不同的区域背景下,政府规模对“资源诅咒”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性;其次,考虑到省会城市的特殊性,我们单独对省会城市的“资源诅咒”现象进行了探究;最后,本文以2008年政府实施的机构改革作为时间节点,对比分析机构改革前后,政府规模对“资源诅咒”影响程度的动态变化。通过对161座城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本文证实了我国地级市城市存在“资源诅咒”现象,并且发现资源禀赋会通过促进政府支出规模和人员规模的膨胀而加剧对经济的“诅咒”效应。将全国划分为东部和中西部进一步分析的研究结果表明,中西部地区“资源诅咒”现象比东部地区更为严重,政府人员规模的恶性膨胀是导致中西部地区产生“资源诅咒”的重要原因之一;而政府支出规模的过度扩张则是加剧东部地区“资源诅咒”的重要因素。在对我国省会城市进行单独研究后,发现“资源诅咒”现象在省会城市并不明显。最后,我们还发现,在我国实施政府机构改革后,政府规模得到有效控制,机构改革初见成效,由政府规模过度膨胀带来的对“资源诅咒”的加剧影响在一段时间内有所缓解,但这一效果随时间逐渐减弱。本文的研究结果为我国“资源诅咒”现象的形成原因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释,也为我国政府实施机构改革的合理性,以及进一步改革的目标提供了一定的理论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