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数据背景下,各种各样的信息已经渗透到人们工作、生活领域的方方面面。人们对海量信息的挖掘和利用的热切需求,预示着信息成为促进生产率增长的潜在资源。与此同时,我们需要明白在大数据的底层是由许许多多的公民个人信息堆砌而成,在没有形成完备的法律保护的背景下,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和有关的下游犯罪问题日益突出。2015年至2020年期间,随着《刑法修正案（九）》、《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的颁布与实施,国家从立法层面回应了大数据时代对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重要性,细化了犯罪的行为方式、加重了惩罚力度。但是,仍然存在诸如“出售”与“提供”并列立法方式值得商榷、犯罪主观构成要件有所缺失的刑法规制本身的不足;本条第3款的刑罚设置不科学、尚未明确罚金额度、未增设适用资格刑的刑罚设置的不足;非法使用行为刑法规制缺失的问题。只有从大数据角度出发,弥补刑法规制本身的缺失、将非法使用公民个人信息入罪,方可协调国家大数据发展的客观需要与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现实需要之间的冲突,既能有效地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又能兼顾信息的社会效益实现。本文分为三个部分,具体如下:第一部分指出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存在的问题。首先,对保护现状进行分析。大数据背景下,从保护的历史维度和具体角度结合进行分析,以便对提出的问题探索出有针对性的解决途径。其次,指出刑法规制本身存在的问题。主要指出“出售”与“提供”并列立法方式值得商榷、犯罪主观构成要件有所缺失的问题。再次,对公民个人信息刑罚设置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问题主要体现在本条第3款的刑罚设置不科学、尚未明确罚金额度、未增设适用资格刑几个方面。最后,对“非法使用”行为刑事规制的缺失进行阐述,重点强调非法使用行为存在的法益侵害性、非法使用行为无法被本罪涵盖和无法融入其他罪名。第二部分针对第一部分提出的问题进行详细分析,为第三部分立法完善提供正确的思路。问题分析主要围绕三个重点:第一,保护的必要性分析。在大数据背景下,万物皆可数化、数据价值化的最终导向都是构建一个能够更好地服务于人类的智慧化社会。但同时在传统的信息保护机制革新之前,各种信息危机将扑面而来,加强对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是很有必要的。第二,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法益争议进行分析,为后文提出对策做铺垫。第三,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中存在一些理论争议进一步进行厘清。一方面,对从业禁止的法律性质之争进行了分析,笔者赞同将从业禁止作为一项资格刑的观点,并对本罪适用资格的适配性进行了论述。另一方面,对侵犯行为存在的理论之争进行的分析,就非法使用公民个人信息的入罪构想而言,其理论争议焦点主要聚焦于非法使用公民个人信息中的信息是否既包括合法获取的也包括非法获取的,笔者倾向于将二者都包括进去。第三部分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公民个人刑法保护路径的优化机制。在刑法规制方面,提出了明晰行为方式、增加过失主观要件的措施;在刑罚设置方面,应当从加重本条第3款的刑罚、完善罚金刑、增设适用资格刑几个方面进行完善;针对非法使用行为,需要将非法使用行为作为本罪的行为方式之一,并且合理确定罪名的选择、罪状的表现、法定刑的设置,确保非法使用行为入罪后能够得到有效的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