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心学的产生不仅掀起了明代思想界的惊涛骇浪,而且对当时的文学也产生了不可小觑的影响,乃至后世以及域外近代文学仍受其沾溉,明代散文亦从中获益匪浅。不过,阳明心学视阈下的散文研究较大程度上仍夹杂于文学的整体畛域而未完全独立,更为系统与细化的研究尚待深入。而整体而细化的阳明学与明代散文耦合研究,不仅有助于呈现二者耦合的基本体貌,直观阐发阳明学介入了明代散文发展的哪些方面,并产生了何种程度的影响,而且通过研索融摄阳明学与其他哲学(如理学、关学、政治哲学)学者的文学创作,从中抽绎体现不同哲学思想的散文理论以作比照,这与直接抉发阳明学派的文学思想或泛泛而谈由阳明学而滋生的情欲、自然等理论学说相较,显然更易发露阳明学影响明代散文的方面与程度,且使二者的关联更为紧密,而避免浮泛其上或似是而非。本文整体上从散文理论、思潮、流派、要素及文学思想入手,不仅关注明代散文发展进程中出现诸现象原因、发展进路及嬗变规律的阳明学质素,而且期望对阳明学影响明代散文思想形成与流迁的具体情形作出说明,以期在总结阳明学与明代散文研究现有成果的基础上,拓展既有研究领域、视阈,推进既有方面的研究程度,推动阳明学与明代散文研究的进一步发展。绪论主要交代选题缘起与本论题的研究意义与价值,并基于对研究现状及不足的勾稽,明确研究范畴以及方法。第一章主要论述阳明学与明代文学耦合的内在理路。指出明代程朱理学实已沦为科举之学,士人学子大多汲汲于功名利禄,士习、学风日下。是故,王阳明高树“忘己之学”之帜,并力倡“天下未有学而不能行者”,以疗救为学沉疴。在追名逐利之风的熏染下,学者之心自然早己不复得古人之正,士风隳败、才德不称成为当时难以治愈的一大顽疾,于是阳明又倡“致良知”以补正人心。鉴于“天下之事,其在今日,鲜不伪者也,而文为甚”的情形,正文自然成为正心的题中之意。而此弊在激动时人“正文体”观鹊起的同时,也触发了阳明学“修辞立诚”观的突显,并推助“文如其人”向“文即其人”观的演进。第二章主要论述阳明学“心即理”主张下的“正心”所倡言的“师古人之心”本质上暗合了散文载道传统。明中叶后,华而无实的文风渐滋日盛,时人每有“文佞”之议,寓含了对文、道、人疏离的深刻体认。在此情形下,同样以复兴儒道为职志的阳明心学承担起救弊之责,而“师古人之心”的倡言及师心即师天、师道的互转,比“师古人之文”无疑在学道取资上更加勘进一步,其要求道熔铸于心而自然发露。这样,具道于心而自然发抒之文便如同三代之文,不论诉诸何种内容,以何种形式表现,必然叠合而充溢着道的气息,“莫非道之用也”。第三章主要论述:明代散文有一股“以复古为解放”的洪流。面对台阁末流流弊,七子派之复古已含蕴着革文弊近习、纠偏帖括与格调美的标举等解放的因子,但形式摹拟的注重又不免沦处于另一种守旧。阳明虽未明言复古,但未尝不复古,他已彰显鲜明的复古人之心倾向,可谓词章之真能复古者。这影响于文章,特重其蓄存的古人之心,力戒“在词语上驰骋”,不可伪为,也衍生了反虚文比拟、尚质、兼采通变与法出自然等文论话语。受心学派影响,部分七子派成员李梦阳、徐祯卿、王九思、郑善夫等发生了复古思想的转化,而鉴于七子派复古重情求真的的后期转变,契合了心学派的文学思想主张,因此也发生了心学派投身七子派的情形,黄省曾“不复古文,安复古道”的宣言直接表露了对七子派倡复古文的肯定与依归。第四章探讨明代散文流派蜂起与迭变的心学诱因,认为阳明心“学贵自得”下滋生的明代学人偏胜、矫激的性格特质成为明代散文流派迭变频仍的一个重要成因。要之,主导某一流派的筚路蓝缕者的心态与性格虽无法决定其文学主张的具体指向与内容,但却与他们文学思想的表述方式有莫大关联。这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这一流派或激进、或持平、或调和、或创新的面向以及程度,进而影响着它的后续演进。第五章主要论述明代诗文“载道派”与“缘情派”以阳明学为节点的分野固然是一种大势所趋,不过明代诗文的理、情向度并非呈现一种交互递嬗的局面,实际上则是一种交织、延迟又递嬗的情形。明代的诗文之辨,虽然大都将主情的诗与主理的文相对立,但是前七子所主张的“诗主情”则饱含儒道内涵。而因为阳明学本质重儒道的倾向,兼之唐宋派继承阳明学时的儒道侧重,所以重情但更重道的阳明心学并没有即刻导致明代诗文理情向度的转轨。至于阳明后学因背离阳明心学的“致”而过分强调“良知”,因而有跳脱理道的拘囿而有对个人情欲的强调,而这一转变也滋生了晚明文学重情说的蜂起,但是此期学人看似对理道的背离未尝不是对世俗儒家伦理的回归。第六章主要论述知觉、感应中寓含的直觉思维为阳明心学与公安派小品文间的热烈互动提供了无限可能。其影响所及,一在于不避俚俗的口语化语言。二在于行文不遵法度,一任思虑流淌而不加理性约束。三则表现为对事物的不加择选的瞬间捕捉,所以公安派小品文创作瞩目的焦点常常落于耳濡目染的日常生活、自然风物上。还需提及,阳明学的“求乐”倡言所导致的对自适人生的追求也为时人追求文章自适提供了思想保障,而这种人之自适在文章中折射的求适趋向,又反哺于时人追求人生自适意识的生成。换言之,浓郁而强烈的自适追求使得时人将文纳入他们构建自适人生的体系,并酝酿了他们“以文求适”观的生成。第七章论述王阳明“知行合一”所瞩目的知行和会触发了其对名副其实的强调,而名实相副中对“实”的瞩目也必然要求他在文道关系的梳理中坚守“文以载道”的传统,从而在对孔子删述六经的论述中,确立了六经作为文章创作的最高典范,并明确了六经作为文以载道的生成来源以及归宿的思想倾向,由此也体现出浓郁的政治事功色彩。而“四句教”所透显的不着点尘、不为杂念所染的修行策略,则促推了他对光风霁月为文境界的称许。此外,“德业之外无事功”的德本之论以及“心外无物”的宏大境界也成就了其“醇而肆”的文风。第八章论述融汇关学、程朱、阳明学的关学大儒冯从吾亦不乏圆融又颇具启发意义的文学理论建构。他的理学、文学并不相碍但以理为本的文学倾向、将主静但又标举动亦是静的理学主张融渗于文章写作法门,明显烙刻了程朱理学的印记,但又体现出一己独有的特色,其文须自得妙悟的思想则和阳明学派的“学贵自得”思想与文学主张多有契合,而由注重躬行实践带来的对文人之行的重视则更多地是其实学思想浸润的结果。第九章主要论述由于深厚的阳明学修养,“平生志伊尹”的政治期许,以及因地域因缘从而对江西欧、曾、王等古文大家及其重文主张的追慕,兼之丰富的文学实践以及深刻的文章体悟,李绂的文学观融摄于心学、政治与文学之间。李绂在阳明学扫清成圣障碍及尤重躬行有得的思想支撑下,打通了道统与治统的隔阂,并由此建构了“文——道——治”的话语体系,实现了文道与治道的融合。其“立言须兼德与功求之”的思想反映了作为政治家的李绂在文论上的事功倾向。其“诗文,心之所发见”的立论则带上了鲜明的心学色彩。受阳明学考据传统及清初考证学的影响,李绂多以考据入文章。心学家的李绂在文章体认与创作上,反突破了理学与心学范囿,每站在文学本位思考文章内容、体式、技巧诸方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