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是我国宋代著名史学家，他编撰的《资治通鉴》是与司马迁的《史记》相媲美的史学名著。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产物。北宋和平稳定的政治文化环境和繁荣的经济，为史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治和物质条件。尤其是儒家文化，这时已进入高度发展时期，儒家文化的核心即儒学，已由汉学发展为宋学，由训诂学发展为义理之学。宋学百花齐放，学派林立，充分展现了儒家文化的创造性。唐宋史学随着儒家文化的大发展而日趋繁荣，成果丰硕。以上这些优越的条件，都为司马光登上史学的又一个高峰铺平了道路。司马光是时代的弄潮儿，他借儒家文化的辉煌而创造了史学的辉煌，成功地编撰了史学巨著‘资治通鉴》。 历史学是综合性的人文学科，历史学专著自然就涵盖文化的各个方面了。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作为里程碑式的史学名著，也必然全面反映北宋的文化思想了。一是它充分展示了儒家文化融汇贯通的大一统思想，这是北宋的时代精神。这种时代精神具体体现在中国文化的融通和贯通以及四通三个方面。融通主要表现在中国文化一体多元格局的形成和发展上。贯通主要指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再现了司马迁《史记》的通史风范。司马光所阐述的大一统的历史观，展示了时代精神，无论从内涵上，还是从外延上，都高于前者。四通，即儒家文化向朝鲜、日本等四邻传播，从而构建了东亚儒家文化圈，儒家文化由中国民族文化演化为区域文化。二是它对儒家文化鉴戒史学社会功能的充分发挥。司马光写《资治通鉴》是给以皇帝为首的最高封建统治者看的，以便以史为鉴，进一步完善封建统治。他从这一动机出发，在《资治通鉴>中以大量的篇幅揭露昏君的丑行和官吏的腐败，以及详细记述历代农民战争。三是它对儒家文化礼治思想及与之相关的伦理道德思想的充分展示。司马光治国思想的核心是礼治思想，《资治通鉴》的史论(即“臣光曰”)，据统计有218则，其中绝大部分是从各个角度阐述礼教思想。四是它对儒家文化民本思想和唯物主义思想的发扬光大。民本思想是司马光思想体系中最辉煌之处。司马光认为国家必须以民为本，百姓是一个国家的基础，王权的决定因素。人本主义一般是与唯物主义相联系的。司马光是宋代杰出的无神论者。在《资治通鉴》中，基本上看不到灾异、符瑞、图谶、占卜之类的记述。五是它遵循儒家“和为贵”的思想路线，倡导和平的外交和民族政策。北宋王朝处于一个民族矛盾及其尖锐的时代，司马光坚决主张对邻国实行和平的外交政策，对国内少数民族实行和合的民族政策，并主张在与邻国和少数民族交往中，坚守信义。六是它以儒家的富民思想为指导，充分展示了司马光的开源节流和富国安民的经济思想。 《资治通鉴》在中国史学和文化史上的崇高地位，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它完善了编年史体例。它在继承孔子开创和左丘明发展的编年体史学的基础上，又融汇多种史学体例，充实和完善了编年体史学。二是它在我国史学史上影响巨大。它不仅使编年体史书复兴，而且还催生了几个新的史学体例。例如，朱熹开创的纲目体和袁枢开创的纪事本末体等。三是它是一部文学色彩浓厚的史学名著，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四是它成为历史学者研究的对象，并发展成为一项专门的学问，即通鉴学。从而进一步巩固和提高了《资治通鉴》的史学地位和文化地位。《资治通鉴》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崇高地位，也使司马光成为与司马迁相比肩的伟大史学家和文化巨匠。 本文从儒家文化与中国古代史学的辩证关系的视角入手，论证了《资治通鉴》是时代和儒家文化大发展的必然产物，并展示了《资治通鉴》的丰富的文化内涵。这是研究《资治通鉴》的一次新尝试。这一尝试能够进一步拓宽《资治通鉴》研究的范围和深度，并为史学与儒家文化的交叉研究贡献一点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