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汉代《史记·南越列传》、《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以来,南越王故事就是岭南地区重要的历史记忆。由古至今,人们对南越王故事的言说就构成了前后延续的叙述传统。这些叙述构成了古代文人对南越王的集体记忆,蕴含了他们在正统意识和夷夏之辨思想下的价值判断。这些叙述多出自具有华夏正统意识的文人之手。他们对南越王的叙述,往往受当时的社会历史情境、历史记忆及个人意图所影响,被叙述的南越王与历史上的赵佗相去甚远。南越王“俗化南夷”的表现、对汉朝桀骜叛逆的行为,也使得这段故事充满了解读的弹性,不同立场的人对他的叙述完全不同。基于王朝正统立场的文人将赵佗视为蛮夷之君和割据地方的叛逆官员,而岭南本位立场的岭南文人虽然也承认赵佗为蛮夷,但却刻意强调他对汉朝的顺服。域外的安南并不把赵佗当作蛮夷,同时还格外称赞他反抗汉朝的举动。本质上,这些叙述都是自我言说,正统叙述通过指认他人为赵佗确认自己的合法性,岭南本位叙述通过强调赵佗的顺从确立岭南文化与华夏文明的渊源,安南叙述则借赵佗的反抗进行自我中心的书写。在古代叙述中,夷夏之辨思想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近代以后天朝体系瓦解,南越王叙述就不再以夷夏之辨为参考坐标,而是采取时兴的民族国家、革命共和观念,重新诠释赵佗的人物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