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流行音乐的复苏与兴盛推助了社会文明范式和文化生态的变更，已经成为事实上的中国主流音乐。本研究属于文化研究范畴，既关注中国流行音乐文化的内在价值，也爬梳了其在生产与消费关系中的诸多“事实与论争”，分别从消费、技术、意识形态、审美这四方面展现中国流行音乐的现代性特征，力图勾勒出当代中国流行音乐的发展脉络、独特境遇和文化生态。第一章以“上海老歌”的“出场”作为中国流行音乐文化发生与发展研究的起点，通过论述相关中国流行音乐称呼、文化身份、民族风、中国风的论争，得出如下结论：“上海老歌”标志着中国流行音乐的发生；中国流行音乐从边缘走向了文化的中心地带，审美工具论范式淡出；伴随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大陆流行音乐逐步回归其商业性本质，迎来了“以人带歌”的偶像时代；1994年两岸三地流行音乐进入同步发展时期，提供专供流行的中国风和民族风，获得了主导意识形态和精英意识形态的认可；2000年以后，华语乐坛呈现出与传统迥异的瞬间性、流动性、眩惑性等后现代性症候。第二章以中国流行音乐传播媒介及其隐喻功能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描述与阐释中国流行音乐发展中关于大众的身份、技术与人文精神、流行音乐文化与传媒的论争，得出如下结论：中国流行音乐文化开始沦为技术得以呈现的手段，通俗娱乐审美范式兴盛；中国流行音乐文化日渐成为解放大众的媒介，呈现出令人欣喜的现代文化形态，另一方面，技术日渐成为一种新的文化霸权主导流行音乐文化的发展；中国流行音乐还处在仅以高雅和民族素材做点缀的“文化粘贴”阶段；当下中国流行音乐文化传播过程中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复杂交错，两者之间既有矛盾紧张的一面，也有关联甚至合谋的一面。第三章是当代中国流行音乐的意识形态策略研究，通过论述流行音乐文化审美意识形态性、摇滚主流化、网络歌曲低俗化等论争，得出如下结论：流行音乐是一种审美意识形态；当代中国流行音乐文化公共领域逐步形成，审美批判范式初步发展；汪峰成为走在意识形态平衡木上的成功者，把中国摇滚推向了主流市场；不健康的网络歌曲被误认为是具有独立审美价值的观赏对象，其实质是美学的堕落。第四章主要论述了中国流行音乐审美现代性的发展问题，从探究中国流行音乐“媚”趣味的美学特征及其成因切入，厘清社会现代化与中国流行音乐审美现代性的关系，得出如下结论：中国流行音乐“媚”趣味逐步发展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大众审美经验，在2000年以后走向了极端，煽欲之风此起彼伏，审美现代性与社会现代性的张力逐日减小；影响很大的周杰伦的合作者方文山的“中国风”词作是启蒙现代性方案被扭曲、异化以及审美现代性被恶搞的典型；民歌流行化是中国流行音乐审美现代性实践的重要内容；艺术自律是当代中国流行音乐审美创造性突破的前提条件。总之，虽然中国流行音乐现代性是在西方现代性的刺激下觉醒起来的，但中国流行音乐文化的现代性之路表明中国流行音乐审美现代性是中国自身审美传统的现代化，也是中国自身社会现代性的反映，其与中国传统文化、西方审美范式和价值规范的区别，是其作为现代性文化的特点。本研究有利于准确把握当代中国流行音乐表达的时代精神和发展趋势，有助于中国流行音乐文化产业逐步形成文化自觉，培育出更多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知名流行音乐文化品牌，向世界展示其独有的文化立场和意识形态，满足中国“文化大发展”这一现代性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