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理论界对恶意窜通致合同无效规则的争议一直未断,司法适用中亦存在各种乱象。鉴于此,本文对该规则的司法适用问题展开研究。本文按照《民法典》第154条的条文结构,“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无效”,设计了文章结构,重点通过评析司法案例,探讨恶意串通致合同无效规则的构成要件,发现该规则在司法适用中的问题。本文明确作为主体的“行为人与相对人”的含义,即作出意思表示并与对方形成合意的当事人,将第三人与代理人排除在主体范围之外;认为“恶意”应符合真意;认为“损害他人合法权益”是对他人合法权益造成实害,并认为“他人合法权益”指向恶意串通民事法律行为主体之外的特定第三人的权利以及合法利益,且限于财产权益,排除社会公共利益。对《民法典》第154条规定的“无效”,本文从私权自治的角度,持相对无效的观点。对相对无效的法律后果,本文认为司法实务领域普遍适用《民法典》第157条有关财产返还、折价补偿以及过错责任承担的规定,对此加以规范和调整,属于适用法律的错误,应予以纠正。正确的法律适用方法是,援引《民法典》第157条中“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这一引致条款,根据个案的不同情形,将不同的“另有规定”引致到案件中加以适用,引起不同的法律后果。对于学界所持的恶意串通致合同无效规则的举证责任难于实现、司法适用中违背“排除合理怀疑”这一法定较高证明标准的观点,本文持反对意见,认为,行为人与相对人的恶意串通要通过关联事实进行事实推定,主张恶意串通事实存在的当事人对关联事实负有举证责任,法官通过事实推定,认定恶意串通事实存否,并无举证难题。当事人对法官推定的事实免于举证。因此,证明标准在法官运用事实推定认定恶意串通的事实上并不发挥作用,恶意串通致合同无效规则在司法适用中并无违背法定证明标准的问题。最后,本文通过区分恶意串通致合同无效规则与其他相关规则的构成要件、适用范围等,阐释该规则独立的规范意义与司法适用价值,回应学界提出的恶意串通致合同无效规则可被其他规则替代的观点,也厘清司法适用的界限,对司法适用混乱的现状提出意见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