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资本市场在过去的20年间渐进式地对外开放,并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对外开放的广度与深度持续提升。然而,推进资本市场国际化也必然带来了国际市场风险的输入和国内风险的输出,外部输入风险已成为我国当前特别关注的对象。在此背景下,本文希望探究,随着中国金融市场的逐渐对外开放,国内外大类资产间的风险传染效应是否产生了新的变化?在常规时期与危机时期,中国资产在全球资产中各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国内外大类资产间风险传染是否有非对称效应?国内外大类资产间风险传染主要通过什么渠道?本文采用基于广义方差分解和频谱分解的网络连通性模型,从波动溢出的角度来度量国内外大类资产间的风险传染。具体而言,本文从宏观和微观两种视角、静态和动态两个层面,实证分析了国内外大类资产间风险传染的时变特征、非对称效应和频段差异,为投资者的投资组合风险管理和监管机构防范系统性风险输入提供参考。对于国内外大类资产间风险传染的时变特征,本文以2014年沪港通开通作为样本断点,发现从中国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和外汇市场发出和接收的连通性在近年来显著增加,这说明中国资产与海外资产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波动率溢出效应愈发明显。更重要的是,在2015年A股股灾期间,中国股票市场的波动外溢效应明显,成为全球资本市场的波动发出者。对于国内外大类资产间风险传染的非对称效应,本文实证发现中国的股票和外汇市场所接收的负向波动明显强于正向波动,同时净连通性均为负,说明具有明显的风险输入特征。对于国内外大类资产间风险传染的速度与渠道,本文实证发现全球大类资产间的波动冲击的传播速度主要集中于低频,其次为高频,而中频不明显,说明全球大类资产间风险传染主要通过各国供应链关联和投资者对经济的长期预期来实现。在08年金融危机期间,全球大类资产间低频连通性上升明显,表明投资者对经济基本面具有长期的悲观预期;而在15年中国A股股灾期间,全球大类资产间高频连通性脉冲式上升,表明在此期间连通性更多是受投资者短期情绪和资本快速流动的影响。本文的研究对投资组合构建和监管政策制定都有参考意义。对于投资者而言,本文通过研究近年来中国资产与海外资产之间的连通性变化,可以帮助投资者对国内外大类资产配置进行更好的风险管理。对于监管者而言,本文可以帮助监管机构评估金融开放相关政策的效果,并对系统性风险的输入进行监控和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