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者”作为一个颇具争议的文学形象，并非一直受文坛青睐，随着不同文学思潮的发展变化和社会文化语境的历时性变迁，“第三者”形象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50年代，在严峻的政治高压下，革命叙事几乎成为整个文坛的主线，“高大全”的人物形象成为时代的标杆备受欢迎。“第三者”形象成为作家笔下的“雷区”，无人敢触，只有在“双百方针”的缝隙下稍纵即逝，但依然难以挣脱政治教化的倾向，“第三者”形象不过是一个政治符号，承载着革命教化的使命。文革时期，在整个文坛如临深渊的时候，“第三者”形象更是成为“空白之页”。直到80年代，人性解放的大潮才将“第三者”形象冲出“历史地表”，以张洁为代表的作家开始碰触历史“禁区”，对“第三者”形象的描写不再借助革命叙事的语言，而是开始触及人物的内心深处，站在“人性”的角度对“第三者”进行观照，但依然难以摆脱传统道德伦理的束缚，呈现出道德劝诫的倾向。90年代以来，商品经济的冲击使得人性的力量经受了巨大的考验，个人的欲望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释放，道德伦理在物欲横流的社会大潮中极速滑坡，“第三者”现象在社会中屡见不鲜。在文学逐渐趋向商业化走势的背景下，“第三者”形象成为多种文学创作的叙事元素，一方面丰富着文学创作的角度，另一方面成为“卖点”吸引着读者的眼球，满足了读者在浮躁的当代社会中“快餐式阅读”的需求。“第三者”在不同时代呈现出了不同的风貌特征，这不仅与当代的文学思潮息息相关，还与不同时代道德伦理的变迁紧密相联。在此，“第三者”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文学形象符号，还是承载着丰富的文学意义与时代道德伦理的载体。从不同时代“第三者”形象的不同风貌中可透视出当代道德伦理的历时性变迁。本文就是以“第三者”形象作为明确的研究对象，以“第三者”所承载的道德伦理为划分标准，探究“第三者”形象与当代文学思潮的关系，即“第三者”在当代文学作品中的产生背景。进而剖析“第三者”形象在不同文化语境中的面貌呈现，即“第三者”在当代文学作品中的形象类型以及在作者创作视域中的角色定位。进一步探讨“第三者”形象与当代道德伦理的关系，思考为什么“第三者”在不同时代都有所存在，从当代道德伦理的失序现状透视人性的“常与变”。最终，从“第三者”形象的性别代言，反思为什么人们往往将“第三者”形象的性别等同于“女性”，且女性没有丝毫反抗意识,进而反思女性的自我体认与价值取向的偏颇。在文学领域中，由于“第三者”形象自身的“争议性”与“复杂性”，将“第三者”作为明确研究对象的文学评论，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其引起的反响程度上，都不甚理想。在不同文学思潮和社会背景的约束下，无论是作者还是评论家对“第三者”都保持谨慎态度，随着人性解放的不断进步和商品经济的不断冲击，涉及“第三者”形象的文学作品愈来愈多，但是有关“第三者”形象的文学评论却少之又少。鉴于文学批评界对“第三者”形象研究的滞后状态，我认为，“文学作为人学”，有必要涉及文学形象的方方面面。既然“第三者”形象确确实实存在，就不应该成为文学批评领域的“缺口”。从社会层面看，在当代道德伦理急速滑坡的现状下，在“第三者”现象层出不穷的当今社会，“第三者”与当代道德伦理的关系更值得探究，从而引起人们的反思，树立正确的道德伦理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