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综合性范畴和人类恒久的价值诉求，正义是社会生活诸领域追求的理想目标，环境领域亦然如此。对环境责任的分摊不公和对环境利益的分配失衡以及由此而导致的环境危机，深刻地触及到了正义问题的核心，为正义在环境领域的延伸提供了可能，环境正义是社会正义的亚领域之一。现代环境问题的公共性、公益性、复杂性、不确定性及其对人类社会发展潜在的威胁性表明，市场机制本身无法克服和补偿经济发展对环境造成的负外部性，环境正义无法完全通过私人或民间方式得以实现，谋求政治方式是唯一可行的途径。由于政治基于社会共同体对正义这一至善境界的追求而生，政治行为必当以正义为圭臬，因而政治领域的正义是环境正义的保障。　　 基于政治结构中的权能、角色的历史规定性及其在我国社会地位的不可替代性，政府以其权威性获得了环境公共权力以及环境管理主体的法定资格，成为相当时期内维护环境正义的主导者。然而，政府有其自身独立的价值诉求和行为方式。当正义与权力发生联系，正义的实际内涵往往因权力背离和异化于权利而偏离原意。因此，对政府行为进行程序性规范便成为了实现环境正义的根本。为确保政府的权力在合法且适当的范围内运行，人们对政府行为提出各种程式上的正义要求。程序正义作为一种过程价值，同样是环境行政过程的首选价值准则。环境行政的程序正义强调政府的环境行政行为应遵循正义的基本规则和流程安排，其精神实质是充实和关注政府环境行政过程本身的正义性。　　 政府作为国家权力的执行机关和社会公共事物的管理主体，其环境公共权力设置及运行方式自始是公众推动的结果。公众作为环境问题的最大利益相关者，其对环境正义的诉求大都经历了合理诉求、理性维权的过程，这一过程中公众最期盼其选举和委托的政府能够及时有效的回应。政府回应作为现代政府治理范式中不可或缺的题中之义，要求政府对公众的意愿做出及时和负责的反应。因此，政府在环境行政过程中，应革新传统环境行政模式，增强公众的自主性，提升政府的回应性，在政府与公众之间形成公开透明、良性互动的交流机制，使政府从最大限度、最广泛意义上考虑公众尤其是弱势群体对环境利益的需求和意愿，确保结果能获得社会成员尤其是环境利益相关者的接受和认同。作为公共行政模式发展的新趋向，政府回应恰与环境正义在本质上具有内在价值追求的一致性，自由、平等、秩序共同构成两者紧密相联的纽带。一方面，政府回应模式作为可操作的程序性范式，其品格迎合了环境程序正义对政府行政过程价值的要求；另一方面，政府回应模式包含了实质正义的意涵，其具备的功能满足了环境实质正义对政府公共行政模式的期待。因此，两者之间密切配合所产生的影响力超过单个主题。　　 政府环境行政模式的选择与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体制密切相关，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变化，政府作为环境行政主体需要对原有不合时宜的环境行政模式进行变革。同时，环境正义理想与社会现实相结合，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环境行政模式总是呈现出当时环境正义观内涵发展的进步性，并显现出不同的政府回应形态。新时期以来，公众“权利本位”的环境正义观与现代政府环境行政模式下政府回应实践初露端倪。　　 针对社会转型期出现的环境非正义现象，通过从环境实质正义和环境程序正义两方面的反思可知，政府行为同样蕴含正义性偏离的问题：一是政府在环境利益分配中有失公允有悖环境实质正义；二是政府在环境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中行为失当偏离环境程序正义。政府环境行政行为背后的权力基础必然是环境民主，它强调政府应对公众的意愿表达保持回应的迅捷性、正义性和有效性，倾听和满足公民让渡其自然权利委托政府代表全体社会成员维护环境正义的意愿。如果政府的环境行政行为非正义，那么就意味着政府脱离了环境民主的初始路向，即没能很好地尊重并有效回应公众的意愿。因此，政府环境行政行为的非正义必然凸显出政府回应能力的薄弱性，政府回应能力不足成为了政府追求环境行政正义性的桎梏。　　 融合环境民主理念的政府回应型环境行政模式以正义为纽带将政府回应与环境行政紧密契合，使环境民主从观念转化为实体意义上的实质正当性，通过促进政府环境行政行为的正义性，保障环境行政的过程价值和结果价值。政府回应型环境行政模式，其本质是使环境正义由可能到现实的中介，其核心在于将环境程序正义与环境实质正义统一于一定的环境行政模式之中。政府回应型环境行政模式对于实现环境正义理想是一种有效途径，然而，就目前我国政治发展进程而言，仍存在诸多不成熟因素，其中构建该模式的最大障碍在于：一方面，我国政府回应的天然不足根源于传统权力性环境行政模式的束缚；另一方面，构建政府回应型环境行政模式的主要障碍在于制度性基础薄弱。　　 政府回应型环境行政模式将正义理念渗透在环境行政过程中，是政府实现环境实质正义的逻辑起点与核心主题。构建政府回应型环境行政模式，遵循以下基本思路：首先，需要对政府在环境领域的角色进行合理定位，使之操守现代政府的角色美德；其次，以革新传统权力性环境行政模式作为前提条件，实现政府回应型环境行政模式的本体准备；再次，以追求环境实质正义作为终级目标，提出政府回应型环境行政模式的目标导向与合理性体现；复次，通过对环境领域政府回应机制进行流程设计、构造政府回应型环境行政模式必然遵循的基本路径、搭建并完善政府回应型环境行政模式的制度基础，建构作为实体的政府回应型环境行政模式，以之作为政府实现环境程序正义的一种介体；最后，通过推动依法行政的法规制度系统建设、增强政府回应的互动性和有效性、铺垫政府与公民之间良好政治关系的道德基础来营造外部环境，为政府回应型环境行政模式良性运行提供必要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