框架效应是指人们的决策会因为问题的呈现形式改变而发生改变,甚至出现反转的现象,比如,当问题以积极形式(正框架)描述,人们倾向保守,而当问题以消极形式(负框架)描述,人们倾向冒险。框架效应被视为人类决策偏差与有限理性的重要证据。然而,前人关于框架效应的研究大都集中于框架效应的理论解释,应用,分类及效应量分析,但实际上,框架效应本身,即探究问题表征会如何影响决策,还存在相当大的拓展空间。本研究拟基于以下五个问题对框架效应进行深入再探:第一,基于自我框架的研究范式,探讨人格特质,自我框架,风险决策三者的关系,特别关注自我框架在人格特质与风险决策之间的中间作用。第二,Kahneman和Tversky用正负两种框架描述亚洲疾病问题,但实际上,亚洲疾病问题可以用更多的框架描述,比如在同一框架内混合使用―获救‖与―死亡‖的描述,我们将这样的框架称为混合框架。混合框架效应有怎样的特点与规律?对我们理解框架效应有哪些新的启示?第三,讨论自我-他人决策的差异,特别是框架效应在自我-他人决策中是否同时存在。第四,以往关于框架效应的研究大都关于风险决策,框架效应在道德决策中是否依然存在,却鲜有相关报告。第五,探讨框架效应中的细节线索,如获救人数比例,公平感知差异,态度-行为不一致对风险决策的影响。本研究分为五个部分,分别对上述五个问题进行探讨。第一部分,我们征募了1044名大学生,用特质焦虑问卷筛查出高-低特质焦虑被试(z分数在±1之外),要求他们完成自我框架问卷并做出决策判断。结果显示,特质焦虑能够显著地影响决策者对信息的理解与编辑,高特质焦虑者更容易以负性词汇描述亚洲疾病问题(t=3.88,p<0.01)。特质焦虑有两条路径影响风险决策,一方面,特质焦虑能够直接地影响决策,高焦虑者倾向保守,低焦虑者倾向冒险(β=-0.37,p<0.01);另一方面,高特质焦虑者更容易形成负性自我框架,在此框架下,决策者倾向冒险(β=0.09,p<0.05)。两条路径方向相反,而因为特质焦虑对风险决策的直接效应更大,所以整体表现为高特质焦虑者倾向保守,低特质焦虑者倾向冒险,自我框架的间接效应能够显著地压抑这一作用。该部分结果发表在行为决策领域权威期刊journalofbehavioraldecisionmaking。第二部分,我们以亚洲疾病问题为蓝本,分三个研究,探讨了混合框架对风险决策的影响,特别比较了确定方案描述,风险方案描述,方案描述位置变化等因素在框架效应中的作用。研究一中,我们发现,当混合地使用―死亡‖,―获救‖描述亚洲疾病问题时,只有确定方案描述能够显著地影响风险决策(f=21.27,p<0.01),而无论风险方案如何描述,均不会对决策造成显著改变(f1=1.37,p=0.24;f2=0.26,p=0.61)。研究二中,我们采用了自我框架的研究范式,结果发现,当控制确定方案积分对决策的影响后,风险方案积分不能显著地预测决策结果(b=-0.04,p=0.36);而当控制了风险方案积分对决策的影响后,确定方案积分仍然能够显著地预测决策结果(b=-0.29,p<0.01)。研究三中,我们考察了确定-风险方案呈现顺序,以及风险方案内部呈现顺序对决策的影响,结果表明,这两个因素均不能显著地影响决策(f1=0.11,p=0.74;f2=1.66,p=0.20)。综上,我们得出结论,在混合框架中,确定方案描述中所使用的参照点会作为整个框架的参照点,框架描述对决策的影响主要是通过确定方案描述改变而实现的。第三部分,我们以医疗决策为例,改编ficchhoff等使用过的医疗决策问题,分别以正/负/平衡框架(3)×自我决策/向他人建议(2)进行描述。420名大学生被随机分为六组完成决策任务。结果显示,解释水平对医疗决策影响显著(f=13.92,p=0.01),自我决策与向他人建议相比,被试更倾向短期获益,长期受损的保守方案。框架效应对医疗决策影响显著(f=22.53,p<0.01),在正性框架与平衡框架,相比与负性框架下,被试更倾向短期受损,长期获益的手术方案。解释水平与框架效应交互作用显著(f=6.69,p=0.05):正性与平衡框架下,自我-他人决策差异显著或边缘显著(f正=8.06,p<0.01;f平衡=3.31,p=0.07),相比于向他人提供建议,自我决策时更倾向放疗方案;负性框架中,自我-他人决策无显著差异(f=0.29,p=0.59);自我决策中,框架效应不显著(f=1.07,p=0.35),向他人建议,框架效应显著(f=12.95,p<0.01)。该部分结果提示我们,要高度重视参谋人员与决策者的认知过程差异与决策倾向特点,该部分研究结果发表在国际期刊plosone上。第四部分,我们以经典的扳道工问题与天桥问题为蓝本,讨论了道德决策中的框架效应。结果显示道德决策框架效应显著(f=4.18,p=0.02),在正框架及平衡框架下,人们更偏向功利主义,而在负框架下,人们更偏向道义原则。同时,我们发现框架效应在道德判断中并不是稳定存在,而是受到收益水平的调节:在扳道工困境中,当获救人数为5人时,框架效应显著(f=3.80,p=0.03),而当获救人数增加到15人,框架效应不显著(f=0.39,p=0.68);在天桥困境中,当获救人数为5人时,框架效应不显著(f=0.16,p=0.85),而当获救人数增加到15人,框架效应显著(f=6.39,p<0.01)。说明道德判断是功利主义-道义主义权衡利弊的结果,框架描述能够影响这一平衡,进而对道德判断产生影响。该部分结果对心理战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第五部分包括三个研究,研究一分别比较了框架描述对行为-态度的影响,结果发现,框架描述不仅对决策行为有显著的影响,还可以影响对他人决策的态度(t1=3.21,p<0.01;t2=-2.39,p<0.05)。研究二探究了公平因素对风险决策的影响,结果显示,风险决策中存在公平因素,当方案的公平性越高,该方案对决策者的吸引力也越高。当保守方案与风险方案的公平性差异足够大,框架效应将消失(t=-0.84,p=0.41)。研究三基于亚洲疾病问题,通过调整获救人数的比例,观察人们的决策行为变化。结果显示,当获救比例由少数的1/3上升为多数的2/3时,决策者对保守方案的倾向性显著增加(t=2.75,p<0.01),而无论获救人数比例变化,框架效应始终存在(t1=2.22,p<0.05;t2=3.03,p<0.01)。基于该结果,我们认为框架描述是保守-冒险方案相对平衡时影响风险决策的关键因素。该部分结果发表在权威期刊socialIndicators Research上。本研究从以上五个方面拓展了框架效应的研究,有以下几个创新点:1.首次探讨了个体特质,自我框架与风险决策的三边关系;2.首次系统地探讨了混合框架的特点,规律及与标准框架效应相比的异同;3.基于解释水平理论分析和解释了自我-他人决策差异;4.将框架效应由风险决策拓展到道德判断,并探讨了获救人数的调节作用;5.将框架效应由决策行为拓展到态度改变,并关注了公平感在风险决策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