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确把握和稳步提升“一带一路”沿线国投资潜力不仅是降低投资风险、提升投资收益的基本前提,也是“一带一路”战略稳步推进的客观要求。本文将投资潜力定义为一国经济增长和市场扩张所带来的“投资机会”。文章在系统回顾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投资增长的基础上,运用Frenkel、Funke和Stadtmann等人拓展的“引力模型”,采用2007-2016年“一带一路”沿线45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一带一路”沿线国投资潜力的影响因素,对文章所提出的9大假设进行了检验,从而刻画了影响“一带一路”沿线国投资潜力的主要因素。同时,检索现有文献发现,现有的投资潜力研究,大多沿用的是静态均衡分析思路,侧重于刻画投资规模与投资空间的均衡。本文则在此基础上,提出结构性动态均衡投资潜力分析思路。通过对“一带一路”沿线国投资潜力的地理(国别)结构的实证分析发现:大多数沿线国投资潜力尚处于“待开发型”和“适中型”区间,存在不同程度的投资潜力。为了深入揭示沿线国投资潜力非均衡结构的内在根源,按照“投资潜力矩阵”方法的基本要求,对“一带一路”沿线国产业结构的差异性进行案例分析,揭示了沿线国投资潜力具有显著的异质性。投资机会的非同构性,决定了不同国家投资的预期净现值获取路径存在差异,其风险结构也不尽相同。投资潜力的动态演进是本文的主要内容之一。文章通过经济增长、市场扩张与投资潜力的正向反馈关系的分析,提出“投资潜力乘数”概念,并对投资潜力“倍增”的作用机制及其表现形式进行了分析。最后,基于以上分析结果,本文从投资主体、投资方式、以及投资扩张路径等方面,提出相关的策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