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世界经济规模的不断发展,传统工业企业产能过剩导致实体投资利润率下滑,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越来越多的实体企业不断将资金投向金融和房地产行业,去探寻新的利润增加点,实体经济的金融化趋势由此形成。金融化并不是一种单纯的经济现象,而是资本和利润占有方式的内在转变。从理论上来看,金融化是一把双刃剑,它既能够通过“蓄水池效应”提高企业融资效率,对实体经济产生积极的影响,又能够通过“挤出效应”使资本累积与主业相脱节,阻碍实体经济的发展。从国家发展战略来看,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经济已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而高质量发展阶段的主要任务就是经济发展要从“数量追赶”转向“质量追赶”,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然而由于现阶段我国实体经济下行压力仍大,实体投资回报率出现趋势性下降,金融业整体回报率持续走高,实体企业为了攫取更高的利润,偏向于将本应用于实体投资的资金投向泛金融资产,导致了经济“脱实向虚”现象的出现和实体经济金融化趋势的加速。而实体经济的过度金融化不仅不利于我国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战略目标,更不利于我国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的产业升级转型。因此,将实体经济企业的金融化投资和主业投资置于我国近些年出现的“脱实向虚”的经济背景下展开研究,不仅可以厘清金融化与实体经济发展的关系,同时也为推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提供理论依据,从而进一步助力我国实体经济可持续和稳固发展。本文首先对全文涉及到的重要概念（实体经济、金融化、主业投资、融资约束、影子银行）进行介绍和界定,为全文的研究奠定基础。在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的整理和阅读中,本文回顾了金融化影响主业投资两个主要的作用方向,一方面,实体经济金融化可以通过缓解外部融资约束促进主业投资,而另一方面,金融化的逐利动机可能导致企业管理者迷失在金融资产的高收益和高波动中,诱使其不断增加金融资产的配置而懈怠了企业主营业务的发展,也就是说,金融化使用不当将抑制主业的投资。其次,本文梳理了相关的重要理论（委托代理理论、管理者短视理论、交易成本理论、融资优序理论）,并从经济学理论的角度分析了金融化与主业投资之间的作用机理和融资约束在其中可能产生的异质性效果,同时提出了本文的假设。再次,本文对我国实体经济金融化的发展历程及现状进行了描述,通过对比发现,2007年至2017年间,随着全样本金融资产总量规模的不断提升,金融资产在总资产中的占比总体上也呈现稳步抬升的趋势,并且与不断下滑的固定资产占比呈现出剪刀差的形状。在对金融资产的异质性剥离后发现,导致总体金融资产占比上升的因素是非经营性金融资产占比的上升,而经营性金融资产占比在11年间基本稳定。在对金融化的特征性描述后发现,目前我国各地区实体经济金融化水平有很大差异,东部地区的金融化水平最高且远高于全国金融化平均水平,东北地区次之,中西部地区位于最后。最后,本文选取了 2007-2017年实体经济上市企业为样本,以实证分析的方法探究金融化对主业投资产生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1）实体经济金融化显著抑制了主业投资;（2）相较于经营性金融化,非经营性金融化对主业投资的抑制作用更大;（3）融资约束的分组回归结果显示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越低,金融化对主业投资的抑制作用越大,且这种差异同样表现在非经营性金融化和影子银行性金融化的回归结果中,而经营性金融化的作用效果无融资约束异质性差异。基于本文的研究结果和研究理论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建议,第一,分类监管实体经济企业的金融资产配置,引导实体经济企业正确利用金融市场。第二,在制定管理人员绩效考评体系时,企业应当赋予长期绩效指标更高的参评比重,降低短期绩效指标的参评比重,使得企业管理层有考虑企业长远发展的内在动力,从纠正管理层短视行为的角度制约高风险投资,以此控制实体经济企业金融化。第三,推动深化资本市场改革,鼓励直接融资,进一步松绑货币市场限制,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为中小企业开辟多元化的融资渠道,消除信贷不平等。第四,政府部门应当合理考虑减轻企业目前较为沉重的税收负担,同时采用各项产业政策引导实体企业培育新动能、研发新产品,提高市场竞争力,进而提升实体经济的利润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