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普遍认为,国家建构是实现“失败国家”的稳定与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方法。由于“失败国家”缺乏足够的能力去承担艰巨的国家建构任务,同时,其内部治理问题也常常对外部世界的安全构成威胁,因此,国际社会采取了援助或干预的措施来帮助“失败国家”进行国家建构。令人失望的是,国际社会在这一实践中并没有多少光彩的记录,甚至把问题越搞越糟。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咎于国家建构理论存在缺陷。在此背景下,福山为“失败国家”的国家建构提出了许多富有创见性和实际意义的观点。通过对国家职能与国家能力两个国家维度对国家发展的不同影响进行分析,福山认为,国家能力,尤其制度能力,对国家发展更为重要。由此,制度能力作为国家建构的核心要素构成了福山国家建构理论的逻辑起点。围绕着增强“失败国家”的制度能力,福山为制度建设提出了四项建议。福山总结制度移植中的失败教训,得出：良好的制度不意味着制度能力也强,如果要使制度稳固,国家建构者就要使其国家建构方案适应当地环境。进而,他提出,国际社会要让熟悉环境的当地人在国家建构方案的策划及实践中充分发挥自主性。在福山看来,民族建构必须与国家建构同时进行。虽然民族建构的过程有时伴以暴力和冲突,但民族认同能够增强国家合法性,使人民心甘情愿为国奉献。这些对国家建构的成功不可或缺。国际社会对“失败国家”的干预牵涉到主权及合法性问题,福山对此也表达了丰富的观点。面对国家建构与弱化国家这样一对矛盾,福山提出“失败国家”建构的理想模式是：国家“小而强大”。福山并非赞同威权国家的主张,他认为,集强大国家、良好法治与负责制政府于一体的政权最终将是人类的普遍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