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12月,“日语教育振兴会”在“日语文化协会”内设置。第二年4月,振兴会的机关杂志《日本语》发行,之后的8月,在文部省和兴亚院的合作下,该同名振兴会作为文部省的外围团体转移至文部省内。作为一个“官民一体”的组织,从其职员到其职员所属部门,振兴会不仅接受文部省监管,也接受兴亚院的指导,而且,振兴会还把对东亚地区的日语教育作为一种侵略手段,处处出谋划策。另一方面,作为振兴会的机关杂志,《日本语》是一部研究型杂志的同时,其作家群方面,不仅包括日语教育领域的专家,还有其他广泛领域的作者,其内容方面,不仅包括日语教育的文章,更涵盖极具深厚政治意味的文章。在日本对中国实施的日语教育中,华北·华中地区的日语教育与中国台湾、东北地区(伪满洲国)的日语教育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主要表现为华北·华中地区的日语教育不存在像中国台湾的“国语”,伪满洲国的“准国语”那样的教育方针。在日本政府“外国语教育”的政策下,授课时间方面日语和英语一直处于竞争状态,在日语教科书的不统一,教员构成不均衡和培养方法不充分,以及教授方法的多样性等的影响下,华北·华中地区的日语教育未取得预期的效果。即,虽然日本把华北·华中地区的日语教育定位为“外国语教育”,但其语言政策仍与“大东亚共荣圈”建设这一侵略政策密切相关,其本质仍是为了实现“东亚通用语”=“日语”的政治工具。本论文主要从史学的角度考察“日语教育振兴会”和其中与日语教育相关的事业,进一步对其机关杂志《日本语》中日本对各殖民地,占领地进行日语教育相关的材料进行比较分析,据此,明确华北·华中地区日语教育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