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围绕云南经济政策的历史演变这一课题，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采用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充分借鉴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在制度变迁理论的框架下探讨了改革开放以来云南主要经济政策制定与实施的历史过程，以及当时的经济社会背景、政策实施效果及政策变迁的发展趋势之间的关系。论文改变以往研究者只考察单项政策或就某一经济问题提出政策建议的方式，对云南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扶贫政策、产业政策、财政与投融资体制改革、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与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城镇化、对外开放等政策的变迁进行了较系统的研究，并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创新性的观点。在制度变迁理论方面，论文不仅对马克思和西方学者的制度变迁理论进行了归纳，而且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观点的基础上，应用新制度经济学分析云南经济政策和经济发展。论文认为，制度作为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是生产力作为决定力量基础上的一种“反作用”因素，只有经济增长的活力已明显地受制于制度约束时，制度变迁才有可能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论文还提出，无论是制度创新，还是制度安排失效，都会通过法律、政策等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政策和法律一样，充当了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传导媒介。政策的演变既是制度变迁的表现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它又是制度变迁的内涵。 论文从制度变迁理论的视角对云南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政策演变轨迹进行了梳理。论文认为，改革开放以来，针对经济发展不同时期所面临的主要矛盾，云南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政策的重心发生了三次大的转变：一是20世纪80年代向以解决短缺问题为重点的政策取向的转变；二是20世纪90年代中叶围绕经济结构调整向以支柱产业群建设为重点的政策取向的转变；三是起始于21世纪初，围绕“建设绿色经济强省、民族文化大省和连接东南亚、南亚国际大通道”三大战略目标和实施以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为核心的各项改革的多元目标向科学发展的政策取向的转变。在实现上述“三大转变”的过程中，云南经济政策经历调整探索、基本形成、产业提升、多元目标和科学发展等五个阶段。 通过对云南经济政策演变轨迹的研究，总结出地方经济政策制定与实施的基本经验，集中体现为“五个必须”，即：地方经济政策的演变必须以观念的转变为前提，地方经济政策的制定必须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地方经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必须突出重点，地方经济政策的目标必须以特色产业的培育为重心，欠发达地区的地方经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必须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 在云南主要经济政策演变的实证分析中，得出了一系列的新观点。诸如：在农村政策方面，论文认为，先后由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税费改革和增加农民收入引发了农村制度的三次变迁；在农村扶贫政策演变方面，根据政府扶贫的自觉性和依靠的扶贫动力及措施，论文对扶贫工作进行了新的阶段性划分，分为“救济式扶贫”、“开发式扶贫”、“重点扶贫”和“持久扶贫”等四个阶段，并根据导致贫困的原因，将贫困类型分为“制度型贫困”、“开发滞后型贫困”、“地缘型贫困”和“素质型贫困”四种类型；在产业政策演变的研究中，将云南产业政策的演变划分为二十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以烤烟、甘蔗、茶叶和橡胶为重点的产业开发起步并形成了烟草支柱产业阶段、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并以1995年为显著标志的培植支柱产业群阶段和21世纪以行业整合、资源整顿为主要内容的通过产业组织政策强化支柱产业的阶段等三个阶段；通过对财政政策和投资政策历史演变的考察，结合云南实际，按照公共财政的要求，论文提出了云南财政、投资政策的调整方向；在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政策演变方面，论文把云南国有企业改革的政策演变划分为企业产权制度不变条件下的国有企业经营机制转换、所有制结构不变条件下的国有企业改组改造和调整所有制结构条件下的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等三个阶段，这也是我国和云南产权制度改革的路径；在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演变方面，论文总结出改革开放后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允许独立发展、允许合作发展和鼓励支持发展的路径；论文首次系统地疏理了云南省城镇化政策的历史演变和利弊得失，并把改革开放以来云南省城镇化政策的演变划分为三个阶段，在1992年前的第一个阶段，城市化或城镇化问题还没有纳入政府的主要工作范围，1992-1998年的第二个阶段“推进城市化”虽已成为政府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但还没有把推进城市化提到战略的高度，1999年以来的第三个阶段，城镇化提升为云南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 论文提出了新时期云南产业和区域空间的非均衡发展战略思路和经济政策导向。论文认为，云南工业行业的抗风险能力较弱，在工业行业中，烟草加工业、以电力为主的能源工业、矿产采选及加工业是云南现有产业中的重点产业和支柱产业。医药制造业和印刷及记录媒介复制业具有良好的扩张势头，是云南的主导产业，也是未来的支柱产业；化工产业和食品工业亦可作为未来的支柱产业加以培育；而生物资源开发创新产业作为支柱产业培育的道路依然任重道远。论文认为，资源型加工业是云南工业的主要特征，从而使政府与产业发展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政府主导型的产业发展道路成为云南产业发展的必然选择，这一方面有利于工业化初期通过政府对幼稚产业的扶植而使产业快速成长，另一方面，政府主导型产业发展模式不仅带来政府以行政手段对微观经济干预过多、资源配置效率降低等弊端，同时，也不利于政府职能的转变，不利于国有资本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及经济结构的优化，不利于市场主体的培育和市场机制的完善。在综合考虑经济梯度、战略产业分布和城市分布的基础上，论文描绘了云南区域发展的基本格局，并相应提出了云南省的区域非均衡发展政策导向。 论文还对今后云南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论文认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背景下，云南应当以科学的发展观为指导，抓住重化工业发展、西部大开发、国际经济一体化带来的战略机遇，实现经济政策制定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和思想观念的转变，体现“五个更加”：一是更加重视政府职能的转变，注重体制、机制的创新；二是更加重视解决城乡二元结构，有重点地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三是更加重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提高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四是更加注重改善民生，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扩大消费需求；五是更加重视参与国际分工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扩大对外开放，推动云南经济在更高层次、更宽领域和更深程度上融入国际市场和国际分工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