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关于中西政治文化在中国政治改革中的效用及定位的问题，始终 是政治学界研究和争论的焦点。但由于种种原因，迄今仍未有一定论。此时，以 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身处信息革命时代的我辈学人，自当另辟蹊径，继续这一主 题研究。 实际上，中西政治文化的巨大分歧缘于其各自的民族性，将礼治与法治分别 作为中西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精神进行比较研究，立足点是深入剖析两者所显现 的中西政治文化民族性的不同，从而进行扬弃，消弭分歧，以寻求中西政治文化 的契合，为中国在二十一世纪的两大任务一民主政治改革和建立市场经济服 务。 基于这样的主旨，首先需解决两个先决问题，一是政治文化的定义，应当概 括为人在政治活动中的主观方面，包括政治思想及政治心理。二是澄清中西“传 统”之差异，中国政治文化定型于先秦，几千年一以贯之；西方则不然，滥觞于 古，近代始昌，呈“转换型”轨迹。故研究礼治应着重于先秦，探究法治应立足 近代。 对于中国政治文化基本精神，学界除礼治外，还有人治、德治之谓。但通过 比较不难发现，礼治是最具代表性的范畴。不能简单的将西方式的“人治”范畴 扣在中国政治文化的头上。中国本土的“人治”有着独特的含义，是礼治的重要 部分，然地位与礼治不可同日而语。德治同样也是礼治的组成部分，其代表性弱 于礼治。另外中国法家之“法治”与西方的法治也是大相径庭的，因为它是为君 主专制服务的。礼治的内涵是德治、中国式“人治”与“法治”观念的综合。 对于法治的内涵，西方近代有四种不同的理解：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民主 主义及国家主义的法治观。概括四种观念的共同点，可以得出法治的基本要旨所 在：排斥专制、关怀自由与宪治至上。 礼治和法治从发展模式上看，都是由外范内化成的政治观念。礼经过周公制 礼，孔子复礼，荀卿隆礼三次飞跃，分别阐发出“德”、“仁”、“至法”的内涵， 从而形成完善的礼治观。而法治则是在近代法被注入新的思想内涵：理性主义、 个人主义、激进主义、分权主义、社会契约论后走向成熟的。从发展历程上看， 礼治从成周到明清一脉相承；法治则是肇始于古代希腊，鼎盛于近代西欧，呈跨 越式演变。5 两者民族性之分歧最突出的一点即不同的权力观念：礼治崇尚专制，法治崇 尚民主。礼治与专制的历史结合是由先秦至汉武的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而西方 由于理性主义、多元政治集团及商品经济的社会条件因而从本能上反对专制。礼 治通过对自然经济和“大一统”政治的维护来保证专制，法治则通过道义制约和 相互制约两种方式来限制权力。礼治中的“人治”观可诠释为“为政在人”及“君 师之治”，其中有一定积极因素；法治从本质上讲也是依托于权力，由权力在背 后支撑着的。 专制与民主对立的背后，反应了礼治与法治的价值取向的不同：前者追求自 然伦常，后者追求个人自由。在西周分封制崩溃后，礼治延续着宗法政治的生命， 使中国政治文化呈现出家族本位的特点。在“家一国一天下”的政治模式中，国 有国礼，家有家礼，中央集权与民间高度自治和谐的结合于礼治之中。并由此构 建出理想化的“天下井然”的网状等级秩序，压抑人性，鼓吹伦常，予人以“内 圣外王”的定位。礼治的另一个认识基础是民本思想，这与近世民主是绝然不同 的，不可混为一谈。法治则是以自由、平等作为其形式价值，以个性解放、权利 本位作为其现实关怀，从而实现对人权的保障与呵护。同时，也通过法律对人的 自由的尺度加以限制，实现社会秩序的稳定。 由伦常与理性的对立出发，礼治和法治形成两种侧重点不同的治国理念：德 治与宪治。德治讲求“有耻且格”，潜移默化，施仁政于无形，比较起法治来， 拥有普适性及自觉性的优势。传统德治是一个由上自下的体系，要求为王重德、 为官有德、德化教民、德罚并举，君主官吏是主动的，而民众是相对被动的。在 古代，德治依托于推行礼制，有一定的约束力，并取得了相当的实效。但同时也 使其流于礼仪形式，趋于沦丧。宪治是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