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初,刘震云的小说创作由“新写实”转向“新历史”,他从个人的生活经验及心灵化的体验出发,对历史进行全新的阐释。尤其在三部“故乡系列”:《故乡天下黄花》、《故乡相处流传》、《故乡面和花朵》小说中,展开了对历史的追寻与重塑,开启了以故乡为基石的历史解密之旅。本文试图以刘震云“故乡系列”为例,从其新历史小说的创作缘起、历史观、人性关照和叙述模式四个方面来阐释他新历史小说创作的文本世界以及深层的精神内蕴。第一章从三个方面论述刘震云新历史小说的创作缘起:一是作家个人生活经历的再现,刘震云从小就在农村生活,农村生活中的所见、所闻、所感已成为其不可磨灭的记忆,同时也为其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二是时代语境的产物,刘震云的新历史小说创作深受时代语境的影响,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学的创作环境以及创作模式都随之发生改变,许多作家都在对创作道路进行着探索。而作为“新写实小说”创作骨干的刘震云,则将目光转向了历史,对历史进行关注;三是外来文学思潮的启发,这里既有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又有新历史主义的推动。第二章从三个方面论述刘震云新历史小说的历史观。一是英雄史观的颠覆,刘震云对以往历史小说中的英雄形象进行了颠覆,深度挖掘革命英雄和历史英雄不为人知的另一面;二是循环化的历史,刘震云笔下的历史是无进步也无发展的,它处于一种循环状态,在权力与人物的不断循环中,历史成了没有实质性进展的自我重复活动;三是偶然化的历史,刘震云在作品中极力地凸显历史的偶然化因素,以历史的偶然性来削弱历史的必然性因素,偶然性成为决定人物生死命运的关键性因素,同时,偶然性也对革命道路的选择以及革命事件的发展存在着影响。第三章从三个方面论述刘震云新历史小说中的人性关照。一是对人性的解读,刘震云作为一位有着深度觉醒意识的作家,凭借自身的生活经验以及极强的社会责任感,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对人性进行深度地剖析,解读出人性中所存在的丑恶因素。二是人性丑恶的书写,刘震云对人性丑恶的深刻解读,充实着他对人性丑恶的书写,在他的笔下人性异化后的奴性得以展现,人性泯灭造成的情感流失也得到凸显;三是人性书写的意义与局限,刘震云对人性丑恶的书写意在唤醒人性中真、善、美的回归,同时,也是对当今社会发出的一种警示。虽然刘震云对人性的书写有着积极的意义,但是他在书写中也存在着局限性,他无限放大人性中的丑与恶,却忽略人性中的美与善,这种尺度的失衡,可能给读者带来负面的影响,同时也可能使其作品陷入美丽的泥沼中不能自拔。第四章论述刘震云新历史小说的叙述模式。其中包含三部分内容,一是对死亡的冷漠叙述,这主要表现在对死亡的深刻记忆,死亡方式的呈现以及在死亡叙述中对生存的关注;二是话语的多样性,在叙述中作者运用多类型话语的杂糅以及戏谑调侃式的语言进行着语言的实验,形成独特的语言形式;三是民间叙事,刘震云抛弃宏大叙事,运用民间的记忆进行叙事,同时在叙述中对民间进行虚构与想象,塑造出别具一格的民间历史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