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权分置问题是长期制约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重要因素,尤其是随着资本市场的不断成熟,非流通股与流通股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因此,中国证监会从2005年开始实施股权分置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上市公司中“同股不同权”及“一股独大”等问题,使中国证券市场逐步步入全流通时代。然而,随着股权分置改革中解禁股的逐步上市交易,股票市场也迎来了大扩容时代,尤其是解禁股的大幅度减持,对证券市场带来了巨大冲击。大股东减持行为一方面增加了流通股的供给,使市场价格压力增大,另一方面向市场中传递出内部人的信息优势,导致了其他流通股股东的进一步减持。因此大股东减持行为成为股权分置改革后影响证券市场稳定发展的核心因素,也与证券市场的平稳发展绑定在一起。　　因此,本文充分借鉴公司治理的基本理论,立足于中国上市公司特有的股权分置改革的制度背景与现实状况,以大股东减持行为这一中国证券市场中的特殊现实状况为切入点,对大股东减持行为的影响因素及所产生的对股东利益及公司利益的经济后果加以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进而为客观评价及正确监管大股东减持行为提供了政策建议。全文共分为八章。　　第一章绪论。首先阐述了本文选题的现实意义与研究价值,并概括了本文的研究目的、研究内容、研究框架及方法,同时提出了本文的几个主要创新点,并对所涉及的主要概念进行了界定。　　第二章大股东减持行为的理论借鉴与文献回顾。本章首先对公司治理理论中的代理理论、控制权私利理论以及利益侵占理论进行了阐述,其次从大股东减持行为的影响因素以及减持行为带来的经济后果方面对已有文献进行了述评。　　第三章大股东减持行为的制度背景与现状分析。本章首先对大股东减持行为的宏观制度背景,即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以及微观制度背景,即股权分置改革的制度背景进行了分析,认为产权制度改革中的股份制改革以及国有企业上市造成了股权分置现象的存在,因此才产生了股权分置改革,同时股权分置改革也是制度供需间的产物,而大股东减持行为同样是旧制度需求与新制度供给间利益权衡的产物。同时对大股东减持行为的现状进行了分析,认为一方面小非的减持力度明显大于大非的减持力度,另一方面在2007年股权分置改革刚刚结束,非流通股刚刚解禁时,大股东的减持力度最大,而从大股东减持的事件与减持的公司数量来看,上海证券交易所有更多的上市公司的股东发生了更多的减持事件。　　第四章大股东减持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本章构建了一个包括宏观、中观及微观在内的研究框架。首先基于宏观视角,研究了地区市场化进程对大股东减持行为的影响,发现“外部治理说”得到了相应验证,即在市场化进程越高的地区,大股东减持力度更低,进一步发现是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的发展程度产生了显著影响;其次基于中观视角,研究了大股东减持行为的行业差异,发现大股东减持行为存在明显的行业差异,而且这种差异在行业间普遍且稳定的存在,进一步发现若公司所在行业前期减持力度越高,公司所管理层自信水平越低,公司前期发放现金股利程度越高,那么当前大股东减持的力度越低,反之当前大股东减持力度则越高;再者基于微观视角,研究了公司财务状况及公司治理状况对大股东减持行为的影响,发现影响大股东减持行为的公司因素包括财务特征中的资产规模、盈利能力、资产负债率与现金股利水平以及公司治理特征中的股权结构与董事会特征中的CEO与董事长二职合一状况,进一步发现客观上公司的财务状况决定了大股东需要通过减持获益,而主观上大股东可以通过改善公司治理的程度降低减持行为。　　第五章经济后果I:基于股东侵占模型的大股东减持行为研究。本章分析了大股东减持过程中对于其他股东利益的影响,发现大股东在减持过程中的确侵占了其他股东的利益。首先,在构建跨期侵占视角进行的控股股东跨期减持行为研究中,发现理性的控股股东会选择在跨期中的第二期侵占,进而选择个人的减持行为,若控股股东仅第一期侵占时,与其第二期侵占时的减持行为产生差距的原因取决于受投资报酬率影响的控股股东个人侵占意愿与外部法律保护力度间的差异,同时导致减持时不同期控股股东最优侵占水平发生变化的持股比例临界点会随着减持引起的侵占水平的变化而变化;其次,在分别构建单个大股东的侵占模型与多个大股东的侵占模型中,发现单个大股东侵占模式时的大股东减持力度会大于多个大股东侵占模式时的减持力度,而减持力度的差距便是外部法律保护力度通过内部其他股东制衡而产生的作用,这说明外部法律保护力度以及内部股东制衡程度在股权相对分散的公司能够起到更好的制衡作用,在股权分散的公司中,大股东并不会盲目的减持股份。　　第六章经济后果II:盈余管理与大股东减持行为。本章分析了大股东减持过程中对于公司利益的影响,发现大股东会在减持过程中通过盈余管理获得自己理想的减持市值,从而侵占公司利益。首先,在以季度应计盈余管理测度大股东减持过程中的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的基础上,本文发现盈余管理与大股东减持行为间存在显著地正相关关系,而且盈余管理与大股东减持行为间的关系依赖于“非年报效应”,具体而言大股东减持过程中存在明显的“三季报效应”,即大股东会主动通过操弄第三季度报告期间的盈余管理行为达到减持目的;其次,本文还发现盈余管理与大股东减持行为的关系还依赖于“时间效应”,具体而言大股东减持行为存在明显的“一周效应”和“两个月效应”,即在定期报告披露的5个交易日之内和30-60个交易日内,是大股东利用盈余管理的最佳减持时机。　　第七章政策建议。基于前文的经验证据,本文从大股东减持的事前、事中及事后提出了政策建议,认为在大股东发生减持行为前,就应明确监管减持行为的主体,同时应完善市场体系,深化现代企业制度改革,通过市场的规范促使大股东从主观上规范自身行为;在大股东减持过程中,应完善减持的信息披露机制与信息披露内容,而且要规范大股东利用信息披露而产生的减持投机行为以及利用大宗股权交易机制的减持投机行为;在大股东减持之后,同样应持续监督减持后的股份买卖行为,同时需要因股东制宜,制定适应不同股东的差异性监管政策。　　第八章研究结论与研究展望。本章在总结前文各章节的研究结论基础上,提出了一些后续研究的设想。　　与以往研究相比,本文研究的创新之处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①国内目前有关大股东减持影响因素的研究,几乎没有对大股东减持影响因素进行系统梳理的,研究内容也没有在这一系统框架下较为深入的展开。在已有文献中,较多文献在寻找影响因素时较为随意,而且并未剖析影响因素下的内部因素是如何产生影响的。因此本文构建了一个包括宏观、中观及微观层面在内的研究框架,讨论大股东减持的影响因素。在这个框架下,分别研究了地区市场化进程、行业差异以及公司财务与公司治理对减持行为的影响,并深入剖析了导致产生影响的具体原因:首先,宏观层面,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的发展程度的差异导致减持行为产生差异;其次,中观层面,行业前期减持水平、行业前期自信水平以及行业前期现金股利发放水平导致减持行为产生差异;最后,微观层面,客观上公司财务状况决定了大股东需要通过减持获益,而主观上大股东可以通过改善公司治理的程度而降低减持行为。　　②国内目前对于大股东减持的理论模型探讨中,一方面对于新投资机会存在时公司动态投资下的股东动态减持行为未涉及,另一方面对于多个股东侵占时的股东减持行为也未涉及。因此本文拓展原始LaPorta(2002)模型,首先在新投资机会假设的情况下,在两期投资存在的情况下构建两期利益侵占模型,以此引入股东减持行为,剖析动态侵占模式中的动态减持行为,发现控股股东在跨期减持中的确侵占了其他股东利益,具体而言理性的控股股东会选择在第二期侵占,进而选择个人的减持行为;其次讨论了单个大股东侵占模式与多个大股东侵占模式中的减持行为,发现单个大股东侵占模式时的大股东减持力度会大于多个大股东侵占模式时的减持力度,在股权分散的公司中,大股东并不会盲目的减持股份。　　③国内目前对于大股东减持过程中的盈余管理行为的研究文献,大都停留在股权分置改革前后的盈余管理程度变化,以及大股东减持能否引起盈余管理行为层面,却并未关注大股东减持过程中盈余管理行为的“时间”问题。因此本文在通过经验证据验证减持过程中的盈余管理行为的基础上,考虑大股东减持过程中通过中期财务报告与季度财务报告操弄盈余的行为与通过年度报告操弄盈余的行为存在的差异,发现大股东减持过程中存在明显的“三季报效应”,即大股东会主动通过操弄第三季度报告期间的盈余管理行为达到减持目的,同时发现大股东减持行为还存在明显的“一周效应”和“两个月效应”,即在定期报告披露的5个交易日之内和30-60个交易日内,是大股东利用盈余管理的最佳减持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