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可谓文学批评的黄金时代,然而影响文学批评理论最大的,恐怕当属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索氏语言学理论是通过《普通语言学教程》(1916)扩展到文学批评领域,被应用到文学批评理论中的是其语言理论中的基本概念。索绪尔认为,语言符号是由能指和所指构成,前者代表一个声音形象,后者则表示一个概念,二者之间不存在必然联系,因此语言符号是任意性的。换言之,语言符号联结的是一个声音形象和一个概念,而不是语言中的名称和现实中的事物,因此能指和所指都是心理实体。索绪尔把这个概念称为支配全部语言学的第一原则,它所导致的结果是无数的(Saussure 1966: 66-68)。这表明其它概念都由此产生。在索绪尔看来,意义表示关系,而不表示指称,其符号概念中没有现实的位置。语言符号的任意性本质也表明语言是由相互关联的符号所构成的自足系统,符号本身没有意义,意义源自符号之间的差异。语言符号任意性涉及语言和现实、语言和思维的关系。索绪尔认为,语言是纯粹的价值系统,声音和思想之间的关系就说明了这一点。语言即声音和思想的结合,二者结合产生的是形式,而不是物质(Saussure 1966: 111-113)。在索氏语言理论问世之前,语言学家和哲学家都把语言视为表达手段。换言之,语言被当成工具,来反映现实。索绪尔指出,语言不仅仅是命名手段,而更主要是构建我们所感知的现实(Bell 2000:16; Hu Quansheng 2003: 7-8, 2002: 55-64; Quigley 2004:10)。他强调,由于语言并非直接指涉现实,所指是由能指所塑造(Saussure 1966: 111-112)。索绪尔区分了历时语言学和共时语言学。前者是研究某一历史时期语言发展变化,而后者关注某个时间的语言状况(Saussure 1966:81)。由于语言符号是声音形象和概念的结合,只有在共时的条件下二者才能保持稳定,语言符号的系统才能被描写出,因此他强调共时语言学的重要。语言和言语是索绪尔在《教程》中所区分的一对重要范畴,前者指语言的规则系统,后者是具体语境中言语行为。语言是人们共有的系统,而言语则是属个人的话语(Saussure 1966: 13-20)。索绪尔强调,语言学的目标是发现潜藏在具体语境中并支配具体言语行为的语言。索氏语言符号任意性和语言与言语的区分给予文学批评最重要的启发,促使人们将结构主义思想引入文学批评中。例如,结构主义者以类比方式将语言和言语这对概念应用到文学批评中,他们把文学整体视为一个系统,认为作品并非直接表达现实,文学研究的目的是去发现具体作品(“言语”)中潜在的规则系统(“语言”)。罗兰·巴尔特宣称,作者已“死”,文本并不表达真值(Selden et al. 1997: 66-67)。索绪尔指出,语言符号建立在两种关系中,即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两种形式的心理活动。这两种关系表明话语内语言的线性特征和话语外的联想特征。换言之,语言符号存在于这两种关系中,语言符号的意义也就源自符号前后的组合关系和该符号与不在场符号的关系。对立或差异也是索氏语言理论中的重要概念。索绪尔认为,语言中只有差异(Saussure 1966:120)。由于语言是关系系统,语言符号的价值源于符号之间的差异,而不是参照语言以外的任何事物(Saussure 1966: 66, 111-113, 120)。由于索绪尔所区分的成对范畴都包含二元对立概念,雅克布逊受此启发,创立了区别性特征这一音位学说,并将二元对立发展成为文学分析方法,这种方法在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中得到了充分运用。上述概念代表了索氏语言论;它们被运用到文学批评中,或作为思维模式(认识论功能),或作为分析方法(方法论作用的概念)来分析文学结构,统称索绪尔模式。首先受索氏语言理论(尤其是语言和语言的区分概念)影响的文学流派是俄国形式主义,主要体现在雅克布逊提出的文学性作为文学基本目标。俄国形式主义者认为,文学研究首先应当注重文学形式的研究,他们强调文学只是形式,内容只不过是形式的效果(Ryan 1999: 1)。俄国形式主义的另一成就是普洛普根据索氏语言-言语区分和组合关系概念对俄国童话故事所作的形态研究。普洛普从一百篇俄国童话故事中发掘出三十一个功能(即人物行为)。他认为这些功能可生成任何故事,它们出现的顺序也是固定的,尽管一个故事未必由全部功能所构成。另一形式主义流派——英美新批评——的基本观点和批评方法以及它所处的历史背景,都表现出了与索氏语言理论的关联,尽管尚未发现更多相关证据。新批评学者把文学作品视为全部意义的来源,他们一改传统批评方法通过探寻历史或传记信息来解读作品的做法,把关注点放在具体作品以及作品内部关系的结构分析上,注重整套细微方法(Abrams 1993: 246-248),这些与索氏理论中语言作为自足系统的概念“不谋而合”。受索氏理论影响的还有布拉格结构派,代表人物之一是雅克布逊。雅克布逊根据索氏成对概念和聚合关系创立了二元对立分析方法,并根据索氏“系统”概念创造出“结构主义”这个术语。受索氏理论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法国结构主义,主要体现于结构主义叙事学。开山之作是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他运用聚合关系和二元对立方法来分析文化符号的结构,旨在描写其结构。他根据“音素”和“语素”类比构成“神话素”一词。另一成就卓著者是巴尔特,此人根据索氏符号理论,对神话、时装等多种其它文化符号作了详实研究,这是基于文学可以被看作符号系统的认识,其影响深远。对于叙事学以及结构主义诗学贡献最为突出者便是托多洛夫,他在《十日谈的语法》(1969)一书中首次使用了“叙事学”这一词。他的另一代表作为《诗学引论》(1981)。其著述中充满了索氏理论的浸染。此外,结构主义诗学作为高度概括领域也吸纳了索氏理论,贡献卓著者包括托多洛夫、巴尔特和(美国的)卡勒。索绪尔模式主要长于其认识论功能(思维模式)和方法论功能(文学结构分析方法),这为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诸多领域提供源源不断的启发,这便是索氏理论对文学批评的卓越贡献所在。《教程》面世之前传统文学研究一向是支离破碎,可是根基于索氏语言学理论的结构主义被认为是在无序之中构建有序(Quigley 2004: 16),为系统思维提供新鲜、稳定的模式,致使文学研究步入科学轨道,硕果不断。这些概念虽然数目少,却有着非同寻常的生成能力,在很大程度上索氏理论的影响缘起于此。它们以类比方式几乎无尽地扩展,并且根据具体文学研究的需要做出多种诠释。索氏理论对文学批评的广泛影响还与他所构想的符号学相关,这门高度概括的科学“将研究社会生活中符号的作用”(Saussure 1990: 15),语言学作为其中一个分支,将为起到典范作用,语言学基本概念将应用于社会生活诸多领域,因为语言优于任何其它东西,能为理解符号学问题提供一个基础(Saussure 1966: 16)。索绪尔还指出,语言是最复杂、最普遍,也是最典型的符号系统;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语言学可以成为符号学所有分支的通用模式(Saussure 1966: 68)。由于文学被结构主义者视为符号系统并成为符号学研究的对象之一,语言学自然适用于符号学各领域包括文学。索氏理论适用于其它文化现象的研究主要基于下列两点启示:⑴社会文化现象不只是物质或事件,而是富有意义的物质或事件,因此它们是符号;⑵社会文化现象不具有实质,其意义只有在一个关系网络中,无论是内部的还是外部的,才能得到解释、确定(Culler 1975: 4)。索氏理论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起开始受到以德里达和后期的巴尔特为首的后结构派的挑战。他们二人提出了延异和空洞能指之说,试图以此否定和推翻索氏稳定的符号结构。后结构主义强调,能指和所指关系不稳定,因此导致意义不确定。尽管如此,人们不难发现,后结构主义源自索氏符号观,且经常与之关联甚深。在一定程度上,索氏符号理论被他们误读。由于索氏理论重视系统,追求科学性,索氏模式时常被指责为简单化,缺乏人文性,只在文本内而不是文本外发挥作用。这些也反映出索氏语言理论在文学批评中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