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传播中,疏漏了一个重要内容,这就是上个世纪30年代贝尔纳学派对于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思想的传播。本文认为,贝尔纳学派是马克思主义传播_中最为成功的经典案例,其成功的原因不在于原封不动地复制马克思主义,而是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述中的某个论断变成系统的学说(如贝尔纳的科学社会学),把马克思主义命题中的某个猜测变成严格的论证(如霍尔丹的生物系统的辩证发展规律),把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某个意象变成新的研究领域(如李约瑟对中国的科学文化研究)。不仅如此,贝尔纳学派还创建出自己的理论——贝尔纳主义。贝尔纳主义被认为是以贝尔纳为主导的贝尔纳学派在马克思主义影响下,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思想做出对科学的社会研究(或科学史研究)。霍尔丹和李约瑟是贝尔纳学派的主要成员,是贝尔纳主义的主要体现者。本文以贝尔纳主义作为主题,主要试图说明：贝尔纳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思想在20世纪30年代传播中的成功表现形式,贝尔纳、霍尔丹和李约瑟作为贝尔纳学派中的三位核心人物对马克思主义做出了卓越贡献。在学术界,自贝尔纳主义(1939年)产生以来,就一直备受关注。1959年,尼尔·伍德在其《共产主义与英国知识分子》中,详细梳理出包括贝尔纳、霍尔丹和李约瑟在内的英国左派知识分子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活动轨迹,对贝尔纳学派关于“科学是共产主义”的观点做出一番论证；1978年,加里·沃斯基在《有形学院》中,首次把“贝尔纳主义”作为一节进行论述；1997年,爱德温·罗伯茨在《安格鲁马克思主义者——意识形态与文化研究》中,详细梳理出贝尔纳主义的产生过程；2008年,保罗·托马斯在《马克思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中,把贝尔纳学派作为重点考察对象,并认为李约瑟是拥护贝尔纳主义的最持久见证人。中国学者主要从科学学和科学社会学方面对贝尔纳思想做过一些研究,如王兴成的《科学学五十年》(1986)和蒋国华的《科学学的起源》(2001),马来平的《理解科学——多维视野下的自然科学》(2003)和殷登祥的《科学、技术与社会概论》(2007)以及刘珺珺的《科学社会学》(2009)等,对李约瑟思想的研究可谓浩如烟海。这些现象说明贝尔纳主义一直深受学者们的兴趣,它给后人留下的遗产是取之不尽的,所以它的历史价值并没有随着时代的改变而褪色。但是,就目前研究情况来看,中国学者主要局限十科学研究的大众化趋势,对贝尔纳和李约瑟的科学思想做出一些整理和分析,很少从整体上做出理论综合,特别从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思想传播角度对贝尔纳主义进行阐述的更是少见。而在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对科学的一些论断已经得到验证,(比如科学是生产力,科学是历史的杠杆等),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促进了一些新型学科的建立与发展(比如科学学、科学社会学等)。贝尔纳主义恰恰在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思想的传播中产生的,它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火种,而且推动着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速度,所以贝尔纳主义不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思想继承、发扬、修正还是创新,它都显示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巨大力量。从当代视角来看,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思想不论对科学的基础研究还是对科学的应用研究都是非常裨益的,贝尔纳主义不仅能够展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科学研究领域中的影响和指导作用,也反映出当代科学的发展现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的新要求。贝尔纳学派力图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科学联姻,使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思想具有一个更加广阔的未来发展空间,同时,也使科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下能达到它的理想状态,即科学是共产主义,这正是人类进步的最终目标。这些现象说明贝尔纳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是有深刻联系的,从马克思主义角度出发才有可能真正揭示出贝尔纳主义的本质,发现贝尔纳主义的价值之处。本文主要从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思想的传播入手,梳理出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思想对贝尔纳、霍尔丹和李约瑟这三位科学家的影响。这三位科学家都是受到第二次国际科学技术史大会赫森论文的冲击,从纯科学研究走向对科学的社会研究(科学史研究)。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上,他们除了具有共同的研究特征外(科学与社会关系研究),又分别从不同方面对它作出继承与发展。贝尔纳主要沿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与社会思想,根据科学的社会功能,给科学的目前发展和未来走向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方案；霍尔丹主要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特别是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力图构建一个辩证的马克思主义生物学；李约瑟主要从马克思主义科学分析方法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科学思想上升为一种科学文化高度,来倡导马克思主义科学精神,发掘科学文化中的优秀成果。所以,从贝尔纳主义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思想有着丰富的理论内涵,我们应该对它做出进一步的认识,使它更好的为当今科学化时代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