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无论中央还是地方,各级党委政府都越来越重视问责的作用,问责制被逐步应用到社会公共治理的各个领域,从“非典”到“三鹿毒奶粉”,从“祁连山生态破坏”到“问题疫苗”,一批批党政干部因“问责”而受处分,甚至获刑入狱,充分彰显了党中央坚持依法治国与从严治党的坚定勇气和决心。我国党政干部问责始于2003年的“非典”事件,在此之后十余年的发展进程中,呈现出权力问责——制度问责——法治问责的演进规律,这其实也正是党政干部问责法治化从无到有并不断发展优化的一个过程。在全面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党政干部问责作为加强对干部法治监督的重要形式,法治化是其必经之路。党政干部问责法治化建设对于推进国家法治建设、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完善对领导干部监督制约以及充分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等方面都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目前,我国党政干部问责法治化的建设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受制于起步较晚、基础较薄弱、相关法律制度还不够完善等方面的原因,还处于一个较为初级的阶段,存在着问责法律法规体系不健全、问责相关配套机制不健全、异体问责制度不完善等问题,这些问题成为阻碍我国党政干部问责法治化深入推进的短板。本文深入分析党政干部问责法治化存在的突出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各个问题的对策,从而为推进和完善党政干部问责法治化提供有益借鉴。本文拟对我国党政干部问责法治化的相关内容加以阐述,正文共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党政干部问责法治化及其理论基础,本章主要论证了“问责”和“问责制”的概念,并分析问责制的要素,以此作为研究的切入点,进而阐述党政干部问责及其法治化的概念。并从马克思、恩格斯问责观与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问责思想两方面对党政干部问责法治化的理论基础进行了详细论述。第二部分党政干部问责法治化的现实成效,本章从立法建设和实践探索两方面来阐述我国党政干部问责法治化所取得的成果,重点梳理了党内问责法规、行政法律法规、地方问责法规等规范性文件,并结合典型案例分析党政干部问责法治化取得的实践成果。第三部分党政干部问责法治化的现实困境,本章着重论述了党政干部问责法治化发展过程中三个方面的突出问题:问责法律法规体系不健全、问责相关配套机制不健全、异体问责制度不健全。第四部分党政干部问责法治化的优化路径,本章结合党政干部问责法治化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三方面的解决对策:完善问责法律法规体系、完善党政干部问责配套机制与异体问责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