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来的四十余年时间里,出口贸易的发展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一环,在初期的对外贸易中,我国凭借劳动力低成本等优势获得了出口贸易的快速发展,而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过去的出口贸易模式已经不能满足当前的出口现状,加之在当前世界整体经济情况并不乐观、多边贸易谈判进程缓慢的大环境中,如何优化出口贸易结构、改善出口贸易发展格局以实现出口贸易的高质量发展已变得尤为关键。而在当前社会中,从AI智能、大数据到共享经济、智能制造、跨境电商等,数字经济正逐步走进社会生活,因数字经济的发展而产生的强大推动力正在为各行各业提供着源源不断的动力,促进社会经济全方位的“数字蝶变”,数字经济未来极有可能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和源泉之一,如何把数字经济的红利运用到出口贸易中、实现出口贸易的高质量发展已经逐渐成为研究热点。本文通过对2011-2019年中国28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的研究,试图探究城市数字经济的发展对出口贸易的影响,并基于创新创业水平的角度构建调节效应模型,进一步探究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出口贸易影响的具体机制路径。本文大致的框架思路为:首先通过相关文献对当前学者们关于这一选题的研究进行梳理,对相关研究进行简要分类总结,从中找出可切入的视角和方向;随后对支撑本文行文的相关理论进行阐释,在理论基础上对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影响出口贸易的理论机理进行阐述并提出相关假设。其次,结合现有文献等相关资料,对本文关于数字经济的定义进行阐述,并采用熵值法构造数字经济的测度指标进行现状分析,从整体层面对当前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货物出口贸易的现状和特征进行分析描述。最后本文通过构建固定效应和调节效应的实证模型对前文中的相关假设进行逐一验证并得出相关结论和政策建议。在理论和实证相结合的分析下,本文得出以下几点主要结论:第一,各城市数字经济的发展对促进出口贸易的发展有正向作用。为了验证这一结论的可信度,本文进行了包含替换核心解释变量和剔除部分样本以及考虑内生性问题这三种方式在内的稳健性检验,最终回归结果依然显著,结论保持一致,因此,可以认为通过了稳健性检验,也加强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出口贸易的促进作用显著这一结论的可信度。第二,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对出口贸易的促进作用存在异质性,这种促进作用在不同地区表现不同。为了验证这一结论,本文从东部和中西部城市、中心城市和外围城市以及大型以上城市和中小型城市三个维度分别进行回归,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出口贸易的促进作用存在异质性这一结论在不同样本划分标准下基本成立,同时,本文也注意到在对外围城市和中小型城市的回归中,数字经济发展对出口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对此,本文将可能的原因归结为中小型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薄弱,数字动能转化为出口动能不够充分,数字红利在当前样本区间内并未明显表现出来,以及中心城市及大型以上城市在数字经济发展中存在“虹吸效应”。第三,创新创业水平的提高有助于加强数字经济对出口贸易的促进作用。通过引入创新创业水平的代理变量和构造数字经济与创新创业水平的交乘项,本文验证了在创新创业水平的发展下,数字经济对出口的促进作用得以增强,这其中可能得解释是在创新创业水平的发展下,更多的数字技术和数字产品被创造出来,这些促进了数字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最终增强了数字经济对出口的促进作用。针对本文的研究结论,本文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宏观层面而言,本文认为应当继续加强培育数字化意识,加大对数字基础设施的投入,同时也要注意加强各城市间协同合作,缩小数字鸿沟,最后还要注重创新创业在数字经济促进出口贸易中发挥的作用,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创造良好的创新创业环境,最终实现其为数字经济促进出口贸易发展添砖加瓦的作用。微观层面而言,本文认为出口企业应当抓住当前数字经济发展的机遇,将数字技术与出口进行深度融合,同时注重高素质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和激励,最后在企业的城市布局中注重全局意识,合理在不同城市进行产业布局,实现自身更好发展。